按：董下曾上，輿論咸指中共中央對香港政策有新思維，但這種思維是甚麼，大家還是捕風捉影。但至低限度，從此我們要區分清楚所謂中央思維和土共思維的差異，後者不能妄稱代表前者。要掌握影響中央 新思維的，除了內幕之外，觀察一些對中國內地影響力的香港評論人，也是一個方法。任職中大的郎咸平，早前被南方日報選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之一。在國內本身就是新聞人物。近日他在東方／太陽報發表系列文章，值得留意。他更早前一些議論港政文章，亦有重溫價值，日內會繼續張貼。
-------------------------------
商人可以治港嗎？——威尼斯繁榮不會在香港重演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可能辭職的消息傳出後，媒體專欄都開始大篇幅的討論他下台的前因後果以及影響。本欄不想再次老生常談地談論董建華下台的事，想談一下商人能否治港的重大議題。
商人治邦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那就是威尼斯實行商業寡頭統治八百年之久，而且非常的成功。既然威尼斯的商人能治邦，那麼商人治港就應該是有前例可循了？因此董建華的失敗是不是「商人根本就不能治邦治國」的根本因素呢？如果商人在本質上就不能勝任的話，我們下一任特首是不是還應該找個商人，就值得中央政府關注了。
但是本欄並不想探討這個大問題，只想談一下威尼斯商人治邦的成功經驗能不能在香港複製。
寡頭統治 高度繁榮
公元990 年，威尼斯寡頭統治開始形成；從1297 年起，威尼斯議會的議員資格基本上變成世襲。這種寡頭統治一直持續到1797 年，拿破侖一世結束了威尼斯的獨立。在寡頭統治時期，威尼斯高度繁榮，而且這種繁榮不僅限於少數幾個寡頭政治集團，同時惠及整個威尼斯城邦。這充分顯示了由一個內聚力強、理性自利的寡頭集團來治理城邦的益處。
威尼斯的輝煌能否在香港重演？乍看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讓人滿懷希望：香港也是一個以商業為基礎的城市，也是由一個內聚力強、理性自利的商業寡頭政治集團來治理。但是進一步研究，證明兩者之間存在本質差異。
長期利益 主宰統治
首先，無論是威尼斯寡頭統治集團，還是普通的威尼斯人，都將他們的生存唯一地與威尼斯城邦的成功緊緊聯繫在一起。在寡頭統治下，為了自己的商業投資，每個家庭都寄希望於威尼斯城邦的軍事保護。每個家庭的財富都依賴威尼斯商人排他性的貿易特權。
公元十一世紀，威尼斯城邦作為一個整體通過協商，使得拜佔庭帝國給予威尼斯商人獨有的貿易特權。
其次，威尼斯寡頭統治集團相當封閉，集團成員是已在商業獲得成功的人士，擁有積累財富的特權。正因為有穩固的成員，寡頭集團可以追求他們共同的長期利益。因此，他們並不貪圖短期利益，而力求給普通威尼斯人帶來足夠多的好處，以防止社會動盪。人民可以通過自己的顧問委員會，來表達自己的聲音。
最後，威尼斯是由礁瑚上的諸多島嶼組成，從戰略上來講是很安全的。軍費在貿易所得的財富中所佔的比例不是很高。另一方面，威尼斯的人口相對太少，它做夢都不會去想甚麼軍事佔領、海外帝國。它的帝國僅僅涉足一些用於貿易的村落。所以，寡頭統治集團只有一個簡單的、共同的最大化目標：給整個威尼斯城邦創造盡可能多的利益。
港式政治 目光短淺
香港的政治集團保持一定的開放度。明智的年輕企業家能夠搶佔商機，從而進入最富裕的人群，並在寡頭政治集團奪得或謀得一席。香港現在的政治集團和威尼斯寡頭統治不同。香港政治集團目光短淺，從不考慮香港的長期利益。看看香港政治集團的短視政策：偏袒利益團體（包括紅灣半島、添馬艦事件等等）、濫填港口、操縱房地產市場……所有這些政策都損害了香港的長期吸引力和成功機會。
此外，威尼斯有穩固的統治成員，寡頭集團可以追求他們共同的長期利益，那就是力求給普通威尼斯人帶來足夠多的好處，以防止社會動盪。但是香港各個不同政治派別，並沒有如同威尼斯的寡頭統治者，一心為民眾創造財富，反而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侵害廣大民眾的利益，比如最近發生的領匯事件就是例子。為了反對董建華，竟然包攬訴訟，癱瘓政府，使得有利於民眾的領匯上市受到干擾。
時代不同 歷史難再
另外層面的可笑事件就是董建華可能辭職的傳言，使得這些原本反對董建華的民主派又變成了保皇派，反對北京干涉一國兩制。這種無原則、只為自己私利而全不顧民眾利益的政治團體作為，和威尼斯的寡頭壟斷統治施為，又有本質上的不同。而這種政治團體、這種政治風氣、竟然又是香港政治的特色。
上面所舉兩個簡單的例子，說明威尼斯的寡頭統治和香港的政治運作，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因此威尼斯的成功不能被複製。此外，除了威尼斯，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和地方很難找到商人治邦成功例子。不能認為歷史上有威尼斯的成功，就可以有香港的成功，沒有相同的時代背景，威尼斯的歷史不可能在香港重演。
但是董建華治港的失敗，並不是這兩個例子所勾畫的政治特色能說得清楚的。本欄會撰寫幾篇文章，深入地探討商人能否治港這個問題。
（本文由我和楊瑞輝教授共同撰寫）
------------------------------------------------
郎咸平：商人不能治港 (三之一)
商人治港萌「合法腐敗」
董建華七年來治理香港的失敗，我認為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失敗，而是隱含着「商人治港思維」的失敗。我認為，董建華的失敗是沒有建立起一套制度，因此他就只能憑着商人的理念「經營」香港政府。
英國人把制度帶走
如果制度建立不了，就算換了非商人的曾蔭權，他還是一樣做不好。政治更替之際，到底港英政府帶走了甚麼？
港英政府當年運作的制度，存在一個很大的隱憂，那就是香港籍官員的無能現象產生了。在港英政府時代，高級官員都是英國人，低級官員才是中國人。由於升遷無望，因此香港一流人才都去了商界，而願意去政府部門任職的，大多是社會的二、三流人才。
港官當時是完全聽命行事，而個人完全無法接觸港英政府的決策過程，更不用說參與其中。簡單的講，港官的任務就是聽命行事，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根據中英政府協議，英國高官必須在1997年以前逐年退出，而將行政權轉給港官。如此一來，這些港官連升數級，一下子就擢升到他們從前想也不敢想的位子。但問題立刻浮現出來，這些港官從來沒有接觸過港英政府的決策過程，等港官真正掌握權力以後，才發現不知治理香港的訣竅，因為幾乎所有的法令都是只有原則，而無操作程序。
以往英籍高官之間如血脈般的理念通融，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協調，而港官卻無能為力。因此，港府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套治理香港的制度，曾蔭權的管治將和董建華一樣，因為他以前就是聽命行事的港府官員，他也不知道如何有效治理香港。
由於英國人把制度帶走了，「董建華團隊」無制度可依，不得不用商人心態來治港。
商人特性利益糾葛
港英時期香港經濟好，政治方面也是比較清廉的。英國人為了對付官員的貪污腐化，主動成立了廉政公署，因此港官的清廉，可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為甚麼英國人可以有效的建立連英國和中國都沒有的廉政公署制度呢？這又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查閱香港的歷史，可以發現在港英政府時期，腐敗的現象還有但不多。最主要原因是由於英國官員和港籍官員華洋雜處，反而避免了腐敗的產生。這話怎麼說呢？由於香港官員在英國人統治下沒有安全感，同時華洋官員彼此不信任，因此很難結成聯盟，進行中國人歷史上所傳承的腐敗現象，而這種腐敗現象，一直跟隨着中國歷史而不斷演進，到了香港才驟然停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政治奇迹。因此華洋官員間的不信任，反而造成互相制衡以致集體清廉的條件，而這也正是催生廉政公署，成為政治倚重的機制的主要原因。
1997年以後香港經濟不但愈搞愈差，而且廉潔管治也日漸褪色。由於英國人走了，大批本地人一起管治，產生了腐敗現象——這種腐敗是港式「合法的腐敗」。例如，香港醫管局對其管理團隊的31位高管人員，總共發放1,260萬港元的年終獎金。眾所周知，由於醫管局等單位的高層，面對千人染上非典，近數百人死亡一役的表現，不但沒有如同大陸當事官員一樣，遭到裁撤，反而人人無事，而且獲花紅獎賞。
今天的商人官僚，本身就是商人，因而和其他財團過往的利益關係糾纏不清，很難維持獨立。就算有些港官本身不是商人，但這些官員卻和以往的英國官員不同，這些港官退休後，不久就可以到私人企業上班。港官在位時很難不照顧好私人公司的利益，因為這就是個商業規則。港府官員和利益集團的糾葛，和港英政府時代的管治環境不同。
司法公正日漸失色
這種變化，市民看在眼况，記在心况。清廉管治廢弛，司法也日漸失色。舉例而言，律政司以「公眾利益」為由，決定不起訴星島報業集團前主席胡仙，但被判入獄的三名星島集團前高層職員的罪名，卻是「與胡仙串謀做假帳」，不合邏輯，司法乏公正性令民眾反感。
此外，政府對添馬艦地皮用途的反覆態度，財赤固然是推搪理由，但地產商與工程界等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也是重要原因。港府宣布押後工程以後，地產界的人士相當興奮，並且公開表示希望將添馬艦地皮用作商業用途，而工程界、測量界則非常懊惱，甚至有公司表示要向政府追討賠償，因為他們為準備這個工程已經投入了很大的前期費用。港府行事的畏首畏尾，暗中都有被利益集團施壓的影子。
還有陸路離境稅問題。港府居然想到用「劫貧」方式解決財政困難，匪夷所思，「公平」二字從何談起。其他更專業的問題包括《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有關對保薦人及獨立財務顧問監管的諮詢文件》，由於利益團體——投資銀行的聯合反對，落於幾乎完全偏向利益團體的立法，做法更是讓人心寒。
不同現象造成一種「合法腐敗」，而「合法腐敗」所造成的浪費，以及對政治制度的侵蝕，有時更甚於非法的腐敗。這種現象在港英政府時期是不可想像的。
-----------------------------------------------
商人特性釀管治缺失 (三之二)
成功的政治家是要從長期研究規劃的層面上打造宏觀經濟平台，而不是直接參與微觀經濟，也就是要從長期研究規劃層面，服務宏觀經濟，而不是參與微觀經濟。但是港商的兩個特性，造成一種出身商界的港官從微觀的角度，直接參與具體經營的現象，而無長期宏觀的研究規劃。
直接參與微觀經濟
舉其典型，如董建華一做特首看到樓價過高，立刻提出「八萬五」房屋政策，以打壓過熱的樓市，卻沒想到樓價一下來，經濟跟着下滑，而且銀行的債權立刻會產生問題。
其他例如失業問題嚴重，立刻成立事後看來並無效果的創業基金；「沙士」出現，立刻撥出35 億元基金援助服務行業，結果乏人問津；挽回樓市下跌，立刻利用「暫停拍賣土地、停止出售居屋」等九項措施，也就是「孫九招」救市，但樓市照跌；股市低迷介，又立刻寄望於中央的QDII ，而沒有措施從根本上解決股市存在的問題；財赤嚴重，立刻加稅而未考慮加稅進一步打擊雪上加霜的經濟，從而加重下年度財赤。
此外，港府直接參與1997 年救股市行動，正達證券清盤事件，以及SARS 期間草率推出的調降出租車費率事件等等……此類直接參與微觀經濟的方式（也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就是商人的遊戲規則，但卻成了港府處理宏觀問題的不二法門、既定模式。
生魚效應多做多錯
不妨舉個例子，解釋管治沒有協調的政策是多麼的危險。根據報載，有兩個香港人喜歡吃黑魚（俗稱生魚），因此帶了幾條生魚到美國去。生魚在亞洲有天敵，因為中國人喜歡吃生魚，所以叉其過度繁殖。可是送到美國去就麻煩了，因為吃生魚的中國人不多。當把兩條吃不完的魚丟到湖裏以後，後來發現五大湖的生魚過度繁殖。因為生魚非常兇猛，對其他魚類造成嚴重威脅而破壞了生態平衡。
這個例子說明，當你引入一項制度後，如果沒有一個相制衡的制度，結果是非常危險的。所以你要移植一個沒經協調的制度，所帶來的是整個政治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是香港整個制度的破壞。
董建華非常努力，想把工作做好，但正如我前面所言，他愈想多做事，「生魚效應」就愈嚴重。
例子隨手拈來。1998 年7 月赤鱲角新機場啟用首天，即發生空前大混亂。原來新機場的電腦系統，尚未經嚴格測試能否負荷全線使用，政府部門還未協調機場有關部門，就迫不及待地正式啟用，造成電腦系統故障，經濟損失數以億計。
各自為政協調不良
禽流感事件也很能說明問題。事件發生初期，前食環署署長陳馮富珍事先呼籲市民毋須恐慌，到最後決定屠宰全港的雞隻，但政府事前未有周詳的計畫，各部門未有緊密的聯繫、協同作業。結果，某部門在某雞場屠雞後離去，即使雞屍堆積如山，也沒有其他部門跟進，即時處理雞屍。
此外，以上市公司的監管為例，證監會在上市公司監管事宜上擁有法定執行權，但卻不掌握第一手材料；交易所雖掌握第一手資料，但卻無法定執行權，兩個部門幾經協調，仍是不能解決問題。
另外的例子是2003 年元朗屏山的村長選舉出現了「紅衫黨」之另類助選團，民政事務局本身應該負責協調各政府部門，讓選舉在公正、廉潔及合法方式下進行。
但出了事，民政事務局卻竭力為自己辯護，甚至說沒有助選團就不是選舉了。類似的不協調問題簡直不勝枚舉。
這個協調不良的問題，也會因推行的高官問責制而加速惡化，因為每一個高官在此制度下都想要表現自己，這種現象在只重視微觀管理的商人高官中又特別明顯，所以會推出更多的未協調制度來，恰恰又加劇「生魚效應」。而更嚴重的是，這些商人的遊戲規則，本來就不善於考慮全面地協調，因為獨立作戰、努力經營就是商人的特性。
自以為是傲慢不學
我認為，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商人官僚體系，成員由於過往的快速成功，而養成了極度傲慢和自以為是的特性，因此很難學習治港的新觀念。
最好的例子就是當你批評港府的時候，港官的應對態度是立刻請你吃飯，向你解釋他們的難處，而從來沒有學習的心態。不難想像，商人碰到問題的商業規則，不就是這麼處理問題的嗎？吃飯、喝酒、拉關係，他們根本就不需要學習。
在這一點而言，內地官員普遍認識自己的不足，因此注重學習日趨進步。數年前香港證監會官員，應聘到內地擔任中國證監會顧問，開創了內地監管新局面，近一兩年來，香港證監會的監管成績落在中國證監會之後，足以清楚說明為政之道，學習的重要。
---------------------------------------
商人治港思維累國 (三之三)
香港的政改訴求缺乏合理性，民主也不能解決香港衰退問題。以往社會共識認為，香港人政治冷感，香港人目前努力追求政改的意圖，因此就特別值得關切。回歸以後的管治考驗，香港商人官僚集團的無能，終於一發不可收拾，造成了○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遊行抗議局面。
事後回看，香港某些政治團體利用了市民對商人官僚集團的不滿，而鼓動發起追求民主以及直選特首行動。我並不反對民主，但是港人追求民主的熱情忽然高漲，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因為香港市民在英國高壓統治下，早就習慣沒有民主的日子，也就是港人並沒有追求民主的傳統。但為何香港有些市民或某些政治團體，忽然熱衷於追求民主呢？我們應該分析這個事件的本質。
官僚腐敗 民主難救
我覺得香港人錯誤地認為，民主可以解決香港商人官僚集團的無能。舉例而言，沙士調查報告出籠以後民怨沸騰，在近兩千人染病、數百人死亡的情況下，竟然沒有人須為此事負責。相比大陸立刻裁撤數百官員的大動作而言，香港商人官僚集團「官官相護」的腐敗現象，市民看在心裏會是何種感覺呢？
最後還是立法會再審議此案後，衞生福利局前局長楊永強才在天怒人怨下被迫黯然下台。楊永強成為問責制下犧牲品，凸顯了民意機關的制衡，至少代表了民意要求懲處香港商人官僚集團的回聲。因此香港市民才會認為，愈多的民主才可能阻絕商人官僚集團的腐敗。
但是實情並非如此，中央政府應該特別注意，香港走上急進的民主之路，立刻會產生兩個嚴重的後果。
第一，香港市民從未受過民主的洗禮，因此在這方面港人是幼稚而簡單的。民主並不是不好，而是如果不能循序漸進的推進，只會帶來被外力包括某些政治團體或其他國家控制的危險。
第二，港府目前的無能主要源於不懂宏觀管理、不重視研究長期規劃的商人官僚集團。但是類似特性也普遍存在於其他商人當中，具有急功近利特色的政客也不見得有駕馭全局、持續發展的本事，這是整個香港的問題。因此就算透過民主直選新特首，不管是新的商人領導班子，還是政客主政，我也不認為會較目前的港府管治有顯著進步。
失去緩衝 中央受擾
我建議，中央政府在處理香港事務時應該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第一，商人官僚的特性是根本不理解政治如何運作。從管治結構而言，香港政府應該很有智慧地，讓中央政府和香港民眾之間保持一個緩衝空間，但在港人大陸出生子女居留權、「國安條例」（二十三條）釋法以及政改訴求等問題上，商人官僚過早的將問題拋給中央政府，而使得中央政府和民眾之間全無緩衝空間。只要中央政府稍微處理不善，民怨立刻轉移到中央政府頭上。
第二，中央政府囿於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限制，因此對港政策基本上是以港府的訴求為主。但問題是這一批商人官僚就是標準的商人，也就是絕對的利益導向群體，因此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中央要政策。這在於商人信奉的商業原則，而不會覺得絲毫有愧。
但是中央政府卻不自覺地，受到這個商人官僚集團有意無意的擺布而隨波逐流，喪失主導香港經濟的先機。譬如，中央政府為了支持一國兩制而大力「挺董」，出台了一系列短期刺激措施，包括CEPA （內地和香港更緊密經貿安排）、個人遊和人民幣業務等等。
不能否認這些短期措施給香港經濟帶來重要利好刺激，市民得到某些實惠，但是港府商人官僚集團「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微觀思維，容易培養對中央政策的倚賴，是香港真正的危機。
香港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就是沒有可凌駕於華南的優勢產業，香港未來不要說沒有條件成為珠三角的龍頭，反而很可能成為華南發展的累贅。
商人治港 不復寄望
總而言之，中央政府的扶持，不可以完全配合港府的短期微觀施政方針，而應協助港府超越到長期的規劃，以建立可與珠三角互補的優勢產業，否則長期下去，必然影響到香港的穩定發展、長期繁榮，從而使得一國兩制面臨危機。
我認為，有關政改和大遊行等等的「導火線」，緣由並不複雜，而只是商人官僚體系以商業規則，去玩一個不是商業規則的遊戲所致。因此如何整頓這個官僚體系，就考驗這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智慧了，但是有幾個重點要把握的：一是不能期望民主選舉；二是不能期望港府主動改變；三是不能一再配合港府以商業規則為主基調的短期微觀利益訴求。
受制於這三個前提，中央政府可打的牌就不多了。我認為，最根本的前提就是，中央政府對於下屆特首的選擇不能寄望於「商人治港」思維，香港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建立起良好的政治運行制度，否則香港明天只會更壞。
郎咸平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北京長江商學院財務學講座教授
太陽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