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六四後一週
那夜的燭光仍不時閃爍著。香港的八十後年輕朋友問為什麼台灣人都不關心六四，其實我沒法以任何清晰有說服力的方式來分析。六四發生時，我印象很深，我記得炎熱午後，小學課堂中止，聽見學校對全校廣播，讓我們在教室中默哀，記得拿到了有著歌詞的單張，我們懵懵懂懂地跟唱著「歷史的傷口」。
音樂的感染力很驚人。「蒙上眼睛，就以為聽不見...」直到今天，幾乎想到六四，腦中就自動響起這旋律。於是那天在維園，我竟以為自己毫無疑問會聽見這首歌，失望了，也對自己的失望覺得可笑。由這個小細節，我才真正感受到，香港和台灣真真是以完全不同的時空位置來看待六四，並且一路轉變，隨著兩地的政治社會變動而有了更加不同的觀點和距離。
像是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文中所說，如今的台灣，沒有多少人在意六四，島上人們在意經濟關係，親身經歷大城小鄉中擦身而過的「陸客」越來越多，不管有無意識，但是那道歷史的傷口已經淡出台灣的政治地景。即使在意，不論政治立場，似乎都難協商出一個恰當的位置，以「我群」的集體姿態來看六四。
這淡出是一件需要哀傷的事嗎？我不確定。六四沒有被忘記，只是島上幾百年來更多還沒有解決的歷史不正義、土地不正義，多次殖民留下了好多歷史日期，1989年，似乎就不一定是最痛的一年，端視你是誰，你以為你是誰，你掛念著誰，在哪裡。
2. 從1986的深圳流離至2006的灣仔
且把場景拉回香港。五月時，為了都市重建有關議題訪談一位灣仔街坊。我真真沒想到那一晚，我請L先生回顧自己來港經驗，回首來時路，他竟然主動談起六四。
L差不多五十歲，來自廣東江門，他最年輕力壯的歲月是在深圳度過的。適逢八零年代深圳經濟特區計畫啟動，他躍躍欲試地去一探究竟。他回想：「那時是想去看看環境如何.....以前不是那麼自由的，以前中國不是你要去哪就可去哪，我印象中，我讀書時候，如果農村或去其他城市...好像我從家鄉去廣州，交通也不方便，要去呢還要憑證明，鄉政府或是...要有個理由，例如探親或做事，拿到證件才可以走....」
第一次到深圳，他唯一感覺就是「荒涼」。「......可能八六年吧...那時去深圳搭車要好久，路不好，車也不是很好，以前分關外關內都有警察站...而以前那些警察站都是鐵皮構造的，一路來到，好荒涼的地方！」
「現在的『世界之窗』那一帶，以前都是黃土地，茅草遍佈，好荒涼的地方...甚至到深圳火車站時，汽車總站呢，都是以鐵皮建造的，像羅湖那邊都是...過了幾年後，到了上海賓館，在興南路的中間位置，以前是好遠好遠地就可以望到，現在變成細路仔啦....那個什麼大樓...鄧小平南巡去過的那個旋轉餐廳，那時香港還沒回歸，我想他那時候可以在那邊眺望香港...」我不知道鄧小平究竟有沒有在那時刻清晰地望見香港，然而，跨境政經關係的變動軌跡，一一反應在L對於深圳城市地景的描述，實在生動。
曾經那般荒涼，對照今日深圳再次面對轉型掙扎，L感嘆，「深圳對我來說，懷想這二三十年前，好像發了一個夢，好像發夢，真得好像做夢一樣。」
像是一場夢。L細數：「真正搬到深圳市九二年以後，住在寶安區，是以前一間香港公司返大陸開廠，那時有宿舍，不需交租...」他替公司開車，而那個年代，開車是一份很好的職業，可被視為職員。「和現在不同，那時候的福利待遇都很好，包住包食，假如兩夫妻結婚了，是職員而不是工人，可以自己有個單位...」
到深圳之前，他在家鄉做生意，也一路注意觀察深圳的變化。他沒多說那是什麼樣的生意
為何失敗，卻開始談六四...「在家鄉那邊...妳有沒有聽說過八九學運？」我點點頭，不確定他想說什麼，L:「學運那時候，深圳真得好像一個死城。初初，那時學運發生，那開放才起步，各方面的建設、外資等等剛剛進來，開工廠等等，國家也很多投資，很活潑.....我自己搞運輸，珠江三角洲一帶哪兒都去的...」
「而八九學運時，差不多特別像是廣州，珠江三角洲這邊，外資企業這些，好明顯，好多好多外國人或是香港上去的，都驚了，怕了共產黨，畢竟以前共產黨不是那麼開放....一怕了，有些人就馬上停下來，那時候，很多搞廠房的，或者是建築大廈的，很多都停下來，停了有好一段時間，等平靜下來，才慢慢恢復。」原來，他經歷的是這些，具體實在的空間建設停擺，產業界內流傳的恐懼和憂心。
L繼續說：「我自己也都很關心社會新聞...那時候搞運輸，和社會各方面是有很大關係的，特別是建築行業，對整個社會，好像是鏈條，好多環節，如果建築行業興旺可以帶動很多產業.....當時（學運時），相對來說，真是...整個珠江三角洲都靜止了，不知道人們在怕什麼...其實當時很多平民百姓都不知道北京發生什麼事，新聞也沒有報導。」
身為一個司機在三角中開車往返，又如何知道呢？「我們那時是，通訊各方面都不方便，不像現在有網路，以前連香港新聞，在大陸那邊，幾乎都是封閉的，除非像我們在鄉下，有些人自己搞天線，才能收到香港的新聞。」聽著聽著，我腦中已出現了一個架設天線的情境...
L又道：「我們那時候看到，學運時香港在籌款，不知道在哪個公眾地方，好像是電台舉辦，連續十二個小時籌款，當時我們也沒什麼事做，就是一路跟著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肥肥，她抱著她的小孩，好小，剛出生，我最記得就是那一刻她把她的小孩塞進那個籌款箱....不停地報導，說現在籌了多少錢，打破五千萬了......」
（註：L說的就是[民主歌聲獻中華]，於1989年5月27日在香港跑馬地馬場舉行，該次活動持續12小時，共籌得1300萬港幣，當時《成報》報導入場觀眾人數近百萬。）
這籌款事情從不曾在我的記憶中，卻是L的記憶書籤。他又說：「當時看呢，看這些鏡頭，真是，真是，戒嚴當時你知道...大陸新聞很封閉....有些限制，當時，當時所知，很多學校，高中或者大學，都有些青年搞活動，真得，該怎麼說，有些學運，我自己看新聞那些實際鏡頭，什麼北京飯店等等....（有點欲言又止...）真得聽到槍聲了，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那時候，我剛開始看新聞，共產黨國內這些報導，似乎是一開始也不是要對學生怎麼樣，是因為學生真得勸不廳，有些學生，或者其他人，有些暴力行為，燒火等等，軍方看不採取強硬措施不行，才開始...以前是軍令如山，如果沒有命令，很嚴厲，絕對不可以動人民...現在是不同了。」
雖然曾經那樣凝視香港那熱烈的一切，他卻沒有想過要來香港。L有親人在香港，有些表哥、舅父等，八零年代以前偷渡過來的。L印象中的香港，「怎麼說，社會制度各方面，人和人之間，法治這些是比較好的，公共場所，公共衛生等等是好的，這種感覺始終如一的。」這些也沒有讓他起心動念來香港。他和太太在深圳相戀、成婚，有了兩個孩子，有車、有住房的兩個職員， 假日有閒帶兩個孩子去公園玩耍。
安穩生活改變的開始，千絲萬旅可追至上一代的流動軌跡。原來，他的太太當年被爸爸媽媽留在內地鶴山，直到了兩千年，太太起心動念，想要來港和父母團聚。L考慮再三也看不清未來，秉著一點想像和期待，印象中那樣的文明熱烈香港，晚了太太六年，他畢竟是來了，那年是二零零六年，距離他上一回勇敢地踏入深圳，一眨眼已三十年。
行前左思右想，他始終沒能想清楚地，是基層在香港的生活，一點不亮麗。他苦笑說：「社會好多消費太高了，生活消費太高，普通階層，沒有專業知識，也沒有本錢，在我心目中，香港正所謂，金融國際中心，唉...怎麼來到香港...想到....金融市場這些活動蓬勃，普通階層生活卻是很辛苦。」
年輕的L在珠江三角洲開著車四處去，隨著區域的發展，個人視野和地理世界的擴張似乎都沒有界線。來到香港，他失去了信心所繫的的交通工具，成了一個散工，日日擔心加租，他更直言心煩孩子們長大後已不再依賴他，可眼底眉角似乎有份對於父親無能的失望。
現在又如何？「這個世界呢，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該怎麼說，貧窮的人真是越來越貧窮...」L他們夫妻倆人都沒能把自己原有的社會資本或能力帶過境，一個嘗試著收集二手電腦學著人拿到舊區兜售，另一個也掙扎，選走典型的基層女性就業路線，當酒樓侍應，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實在太累了，於是轉作中環華廈的保安，竟然還是每日十二個小時! 兩份工資，他們勉強可在灣仔藍屋附近租屋，盡力維持平穩生活好讓孩子們放心上學。慶雲街，月租四千伍佰，不到三百呎的面積，離小孩學校近，也離他妻子父母住處近。
怎知道還有更多這一家沒能想到的。沒能想到如果妄想落腳在坊間戲稱已然「變天」的灣仔，無可避免地，要面對一再而再的加租或迫遷。收樓、住宅改酒店、社區高級化、文化劇本中包裹著都市再發展，這些空間變化趨勢都沒有在L的認知中，他只是收到租約期滿通知要離開，只知道需另外找房子，只知道需要把房租預算往上提個好幾千，好不容易才能在大王東街找到一個比從前住處更小的地方，如今竟是每月七千五百元！這價格較人覺得難以承受，另一廂L又說起了電腦產品越來越難收，毛利越來越少.....「如果不是因為兩個孩子，我很想回去。」
只是，回去哪裡？哪一年？他沒說，我一時百感交集，也不敢追問。
3. 2011......人在夢中走
那夜離開維園後，L的話語，隨著燭光在腦中閃爍。我突然好奇，他那天在不在那場地？這幾年終於來到香港，他不需要再透過天線來窺視一個想像中的大城市，他還怎麼看待這一天？他還有沒有興致或心思去關注？對於L來說，深圳那夢境真得結束了嗎？香港是不是一個新的夢想？所謂「深港融合」又如何？連居住都無法獲得保障的基層如L，似乎，區域融合或者也是過往夢境和當前惡夢的延伸交疊，人在夢中喘著走，難能安息。
後記：昨晚到黑盒劇場聽雄仔叔叔說故事，見他魔法師般地把那麼多時空搓揉成口袋裡的一把小口琴，以昨日詰問明天，覺得好迷人，好有力量。於是想起這位先生的故事，感嘆他泰半沒有機會也沒有氣力得到一個美麗的晚上，說成故事。心頭一念，就寫出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