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先生在施政報告提出「堅決反對『官商勾結』……徹底杜絕『利益輸送』」。結果竟引發出一連串追問，澄清反而成為了導火線，政府又再處於被動。
說來諷刺，本來政商關係乃九七過渡的一個重要課題，而中方在部署回歸的政治過渡時，亦非常自覺要安撫及拉攏資產階級，可是這問題卻因為要考慮制度轉變的空間的種種限制，而一直未有好好處理。中方一直希望以拉攏資產階級，來穩住後九七局面。而香港的資產階級及在港英時期扶植的一批精英，亦大多樂意被統戰。但這種部署與策略大概忽視了兩點。
一是資產階級中有頭面的人物被拉攏及委任擔當某些工作與位置，並不等於在資產階級中可以建立橫向的整合和醞釀共識。在忽略了資產階級內部變化（尤其是華資商業集團的分散化）的情況下，中方大概沒想到這樣的政治統戰，竟無助於加強資產階級內部團結和合作。第二，中方大概低估了非殖化過程中，對舊有建制的影響──包括釋放從前在舊制度裏受壓的（例如華資商業集團爭取提高其地位、影響力和競爭優勢）訴求，令政府陷於既存經濟、社會利益格局中。
舊日港英殖民管治，整個權力架構基本上是封閉的，英資財團的利益明顯得到照顧外，還差不多有一種半制度化的渠道，保證在政治建制內有聲音。它們不但是殖民地管治制度下的權力精英核心，也是經濟結構中的主導階級。但隨着香港經濟結構轉變和本地華人資本逐漸抬頭，資產階級陣營亦隨之變化。華資抬頭的同時，也造成了資產階級分散化。不但英資地位下降而華資抬頭，更重要的是，這種變化令資產階級內部關係因失去了彼此默許（或在某程度上是被迫接受）的英資領導，和增加了在利益分配方面的競爭而有轉變。
同時，非殖民化令政府不再像過去殖民政府般「地位超然」，凌駕於各種利益之上。吳德榮分析殖民管治的特點時指出，殖民政府與資產階級共存的方法，是互惠互利。政府管治社會時都要解決矛盾，其中之一是照顧投資者，不得不提供優待、方便。若一個政府不斷讓資產階級做出各種尋租行為，它便要承受來自那些未得到好處的群體的政治壓力。
港英政府解決這個問題的手段是，在進行利益攤派後，政府與資產階級發展一種共識，彼此間畫出界線。殖民政府讓資產階級（主要是英資）分享一些政治權力，同時又定下一個有利營商的制度性框框──包括低稅率、自由市場、資金自由流動、有限的勞工福利與保障等。資產階級的妥協就是克制尋租行為，盡量在既定利益分配格局和遊戲規則內，尋找機會和爭取好處，而少有要求殖民地政府作出太明顯的干預。殖民地政府一直避免照顧個別行業或企業，就是要保持這套遊戲規則。同時，港英政府也運用其殖民地特質的條件和權力，保持其獨特的相對自主性。這樣的妥協與共識，令香港沒有出現個別資產階級的集團操控國家機器的情況。很多時港英政府甚至可充份利用其獨特的相對自主性，來制約資產階級及社會上其他利益團體。
但這樣的安排已有變化。過渡後，特區政府不能避免地重新陷於社會上既得利益的紛爭與衝突中，並因為舊有殖民管治的制度性障礙的消失，出現了不同利益集團都主動爭取分配得更多好處的情況。
九七後，屢次發生財團公開罵戰、互相指摘。過往一直甚少公開角力的商業集團近年都將矛盾公開、社會化，把矛盾與摩擦表面化之餘，還有對政府提出訴求、施壓之意。在「官商勾結」的辯論背後，其實存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課題：特區政治的現代化、制度化、規範化。
註：本文所提及的實證分析，詳見拙作（與趙永佳合寫）「後九七香港的政治失序：階級分析的角度」，收於劉兆佳等（編），《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的社會階級變遷》（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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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摘自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