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練乙錚
我估計，歷史對董先生的個人評價，會比他的政績正面得多。政績好不好，要看主、客觀兩方面因素，而後者在過渡前後的香港來說，負面的很多，給施政帶來極大困難，不能都算到董先生頭上。一些董先生的前度大力支持者，一直以來或是胡說八道、給他不少錯誤意見，或是投其所好、助長了他自身的錯誤傾向，都替他種下管治危機，但到後來他的執政出現困難，有的「側側膊」，好像和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有的一沉百踩，把一切責任歸到董先生身上，好像自己絲毫錯都沒有，一轉臉就變，真是悲劇。
我寫這兩篇文章評論董先生的一些優點和比較嚴重的缺失，既不從「倒董」立場出發，亦盡量避免掉進「成王敗寇」機會主義觀點，不會很討好，但如果讀者看了，覺得有一、兩點意外得着，我也就不枉費了功夫。
九七前景假好真壞
我是少數在九六年在政、經兩方面都看淡前景的人。九六至九八年間，美國智庫ＣＳＩＳ（策略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邀請我和另外幾位本地學者和傳媒人每月在其刊物及網頁上撰寫分析香港的文章，我是最負面的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教授鄒至莊在九七年初預測回歸之後恒指將過二萬點並長期看好，我對科大的前同事說那是天方夜譚。當時有草根政客要求動用龐大政府儲備發展福利，我在《信報》寫社論表示反對，指出豐年開倉是錯的，往後香港經濟會有一段很長的下坡路。我的看法不叫座，所以當年的「明天更好基金」多次組團往海外唱好，邀請不少教授和傳媒人幫腔，我一直榜上無名。
當時全民皆「炒」，至九七有北京領唱的政治沖喜而達高峰，之後如何，大家知道。後來董先生問我，經濟要在低谷徘徊多久、通縮要持續到幾時，我說前後要十年。我過分悲觀了一點，但那是因為到了第七個年頭，香港的政經形勢迫使北京出了一招 deus ex machina （上帝強行介入打救），給了自由行、ＣＥＰＡ等，乃我始料所不及。
我講這些，非為自誇，而是要說明香港當時的經濟形勢，看似好得很，其實糟得很，市場完全失衡，如坐在火山口。
居安思危?董夠眼光
董先生其實是看到這些隱患的，他在九六、九七年的公開文件上不斷強調要「居安思危」、在不那麽公開的場合裏更屢屢表現出對一些大問題憂心如焚，看法大致上和我一致。他十分不喜歡別人公開「唱衰」香港，其實正好反映出他的不安、恐懼；無奈他是船長，風暴當前，他要鎮定、樂觀，也要求船上的人不出言亂眾，那怕說的句句都是實話。只不過，我在政治上一樣悲觀，而董先生在這方面似無所覺；中央政策組中包括我在內的一些成員在二千年已開始提醒他要研究、面對民主和政改等問題，他充耳不聞，到危機浮現、問題四方八面襲來的時候，他才病急亂投藥。在大事情上，董先生既非完全清醒，亦不完全「懵懂」，他的不清醒處已足夠致命，論者實在不必故意偏頗。
論識見和幹勁，董先生可以把任何一位高官比下去；找對了門路，他有足夠智慧把難題弄懂。他態度誠懇，有一種很強的近距離親和力，很少人和他交談過而不被他吸引，特別是當他向你提出問題，請你幫手解決的時候。但董先生有認識上和性格上的缺陷，令他的長處未能繼續發揮，結果達不到當香港這個現代化大城市領導人的要求。我且指出下面幾點。
對知識既重視又短視
第一點，董先生很重視知識，但他不知道怎樣正確地重視。香港的資產價格泡沫爆破之後，是他首先在政府領導層中提出「知識經濟」這個概念的。他不僅提出，並且十分關注知識經濟到底能否帶來比較公平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他後來對教育特別關心，甚至曾經一反二十多年來的潮流、提出教育中的「新精英主義」，就是着眼知識經濟裏頭的財富分配、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問題，態度正確，用心良苦，和一些以為炒炒地皮就可發展經濟的專家、打着發展知識經濟高科技等招牌招搖撞騙找着數的商家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但另一方面，他對知識和知識人的看法有嚴重片面性和錯誤。前文提到，他對待知識人的態度，就是「意見要聽聽，但不能相信」。在他的內閣即行政會議裏，沒有一位學者。這個矛盾如何解釋？我的判斷是，董先生對知識的重視，止於一種短線的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意識：凡是能夠多、快、好、省地替香港創造有形財富的知識，就是值得重視的，而這些知識，不外工程、商管；到發覺「創意」才能賺更多錢，便又重視創意。
他對社會科學和人文的重視不足，不明白這些學科裏頭的知識，是建立一個優質合理的社會不能或缺，因而是一個處於領導位置上的人所必須重視、體會、掌握的。他意識到，一方面香港經濟高度發展，另方面大多數人精神和物質生活內容低劣匱乏，但是不意識到二者之間的矛盾並不是光靠更高的經濟增長率、甚或更多文化硬件投資可以解決。
他在社會發展方面的認識，未脫庸俗的唯物論窠臼。他也不意識到，知識不僅可以告訴你什麽事可以做和怎樣做，更可以告訴你什麽事不可以做、沒條件做、不可以這樣或那樣做。他是一個唯意志論者，主觀決定要做一件事之後，會找知識來幫忙，如果知識告訴他不能做，他的意志便戰勝知識而一意孤行；他的「多中心論」，便反映了這個心理傾向。
但是，也不能說董先生盲動。他在決定做一件大事、搞一個大計劃之前，總是會找很多人問意見、給資料，對象包括中外人士，他自己也會到處參觀訪問；但他找到的只是一大堆零碎資訊，或者是一些個別商家的偏見，且不說有些偏見很可能是帶有私心的蓄意導引。他欠缺的，正正是學術才能賦予的系統思維、公允立論和嚴格驗證；這些，他滿足於交給一些善於揣度他心意的顧問和顧問公司，以及一些往往能夠保證和他意見很一致的學界人。董先生自己是不看書的；這點，他比美國總統布殊差。
以君子心度小人腹
第二點，董先生愛國，但迹近盲目。他早就知道我的政治觀點，也容得下我，但總不免多次語重心長引導我愛國愛黨，說：「乙錚，你要多回內地看看啊，袓國發展一日千里，方向對頭，尤其是上海……」我的愛國心（如果還有一點點的話）比較複雜，看內地的發展也比較複雜，那是我自己的經歷使然。董先生既是我的上級，年紀又比我大，我不好和他在這類問題上議論太多，每次他這樣跟我說話，我只好支吾以對。我想，總有一天，他會想得複雜一點。
我沒有錯。有一陣子，他每從內地各地開會或參觀學習完回來，見到我或其他同事，總是對某個他遇上的地方或部門黨政領導由衷地讚不絕口：Ａ真是精明能幹；Ｂ真是有魄力有學識；Ｃ真可說是國內新一代領導人的典範……中國的前途就在他們身上看出……。剛巧就是那一陣子後不久，那些Ａ、Ｂ、Ｃ等竟相繼發生政經事故，一個一個倒台。董先生看在心裏，大概也從此知道天下事一般比較複雜；以後也就少聽到他稱讚什麽領導人了。董先生總是以君子之心，度很多小人之腹，遂以為「六億神州盡舜堯」。不過，此事之後，我倒有點替他難過；我還記得我自己當年開始懂得這種世事複雜時的感覺。
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十七之十一．待續
信報財經新聞
2005-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