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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6 明報 許煜
2005-12-08
世紀‧ WTO‧ 南韓農民
繫之於命的米
本月中在香港舉行的世貿會議宛如一枚隱形的炸彈，灣仔區的某些大廈都圍上鐵絲網以防止被示威者的暴亂所波及，港府也安排大量人手嚴陣以待。這次來港的南韓農民被視為最激進、最危險的示威者，早在2003年9 月墨西哥坎昆的世貿會議時，南韓農民李京海引刀自殺已引起了全球的震驚，因為李京海家中還有妻兒和田地需要照顧，但面對反全球化浪潮卻喪失理性，簡直令人匪夷所思。而今年11月更有兩名南韓農民抗議政府受制於世貿條約而增加大米的進口限額服毒自殺。農業問題在全球化綺麗的外衣上灑下了點點腥紅血斑，到底是誰刺下了這一刀呢？
南韓農民十年掙扎
這次來港的南韓農民由韓國農民聯盟 (Korean Peasants League )和南韓婦女農民組織所發動，聲稱代表全國 350萬農民，其中韓國農民聯盟屬於左派激進組織，而這個組織的前主席就是前年在墨西哥坎昆自殺的李京海。南韓農民反對世貿的運動已維持了10年之久，根據以上兩個農民組織於7 月致香港市民的信裏指出，全球化貿易導致南韓國內農產品生產嚴重下滑，現時相比於1994年，南韓農民的人口下降了一半，總體農民的負債上升了四倍，而南韓農民的平均年齡高達60歲。
這10年的掙扎是源於1994年「關稅及貿易協定 (GATT) 」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當年的會談中，「關稅及貿易協定」決定成立世界貿易組織，並於1995年1 月1 日正式成立。在同一會議中就打破各國非關稅的貿易障礙達成了共識，嘗試將門檻關稅化，並且降低各國對商品所徵收的關稅，以推動全球化經濟。南韓要求將大米關稅化推遲10年，以保護國內農民的生計，其代價就是大米的進口量從1995年由基準年度的1 % 增加至2004年的4 % 。
10年期限於2004年到期，同年12月南韓政府和9 個出口國家展開了新一輪稻米關稅化的談判，期間大量農民示威抗議要求世貿不要插手糧食。12月30日南韓政府公布談判的結果，決定將實施大米關稅化的期限再推遲10年，截至2014年南韓政府將大米的義務進口量由目前基準年度的4 % (20. 5 萬噸)提高至平均消費量的7 . 96% (40. 8 萬噸)。不過談判取得的一點突破，就是南韓可以將進口的大米銷往糧食短缺的北韓。
全球農村改革問題
農民反全球化的浪潮一浪接一浪，如巴西、墨西哥農民爭取土地運動，法國農民反對農作物基因改造等等，南韓農民的憤慨只是其中的一個插曲。在整個運動中令人思索的是上世紀至今在各國推行的農業改革所出現問題。西方強國英、美、法、意較早針對農業問題推出現代化的農業改革，隨後其他各國才緩慢地推動，例如前蘇聯於1918年，中國大陸於1949年，古巴於1960年，南韓則是在1956年的韓戰之後。結果當西方國家領先推行自由主義經濟、嘗到了甜頭、展示了全球化的商機時，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的國家便迫不及待地擁抱全球化，而無視國內農業的發展問題，導致表面風光但內裏糜爛的社會醜態。
以南韓為例，政府戰後的農業政策一直存在過分保護的問題，結果導致國內的稻米價格較之國外高出三倍有多。10年之間增加3 % 的大米進口量已是一個威脅，更何這些進口大米更香更便宜，堅持買本地貴價米不多不少變成了笨蛋行為。當政府突然開放門戶的時候，給予農民的補助卻遠未能覆蓋損失，怨聲驟起是很自然的一回事。這是因為政府在農業問題上不能未雨綢繆，所以引致全球化和農業無法銜接，國內紛爭也油然而生。近年來「三農」問題在發展中國家隱隱作痛，隨時可能會爆發更大的反政府運動。所謂的「三農」即是農民、農業、農村，國際學者提倡針對「三農」問題的改革標準：農村城市化、農民國民化以及農業的產業化。
「三農」問題改革標準
農民國民化：農民無論在教育程度、社會保障方面依然是被忽視的，也因此而成為歧視和愚弄的對象。農民低下的地位是造成反動的一條導火線。例如在南美洲國家巴西，長年進行爭取土地運動，農民生計深受國內精英和外資財團影響，結果演變成了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而堅持的理念還是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鬥爭思想。
農村城市化：現在的問題是農村人口流失得快，而且離開農村的往往是勞動人口，結果遺下了一個生產力貧弱以及被忽視的村子。父母辛辛苦苦地務農是希望能使子女接受教育，脫貧致富以後可以遠離農村。政府的眼點是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在衣、食、住方面尤甚，重視農村的經濟發展以及基礎建設。
農業產業化：在出現農業問題的國家仍然保留小自耕農的風俗，以農業為實業的商業機構為數不多。農民依舊以幾畝田為生，當其他先進國家的農產品進入國內市場時自然引起很大的壓力，嚴重影響收入。因為人家的成本、效率遠遠領先，就算扣除物流、關稅等費用仍能以低價搶佔市場。政府在技術、教育、政策和資金都要予以配合和協助，加快農業產業化。
農業問題和民主進程
南韓的大米問題未必會在中國大陸重演，因為在中國入世之前，確實引起一陣恐慌，護農的呼聲響遍全國，結果入世議定書中確保了國營貿易幾年內對農產品的專營權，關稅、農產品補貼率和進口數量承諾對中國農業幾乎沒有影響。但反農業全球化運動更大的反思是：中國農村經濟是否能在未來門戶全面開放時和全球化水乳交融，抑或會被一舉攻陷淪為泡沫。近來中國大陸「三農」問題備受國內外學者關注，陳桂棣和春桃所著的《中國農民調查》，揭發農民水深火熱的生活以及黑暗的農業政策，引起了巨大的迴響，這書更躋身各大書店的暢銷榜。
解決農業問題是走向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基本步驟，今年10月剛去世的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摩爾 (Barrington Moore )曾指出，解決農民問題是民主政治生成的五個重要條件之一。根據他的分析，英國民主政制的成功，是因為「圈地運動」把農民問題優先解決，「英國的經驗告訴人們，擺脫農業這種主要的社會活動，是民主獲致成功的一個大前提」。相對的，法國未能擺脫，所以導致民主政治不穩定，因為農民也往往很容易地成為被極端主義鼓動的對象。但現在各國政府一方面高舉全球化和民主的旗幟，一方面卻很官腔地聲稱農業問題涉及「倫理」、「法治」、「經濟」、「外交」和「哲學」，然後又滿口世貿協定中的「黃箱」、「綠箱」等農民捉摸不透的術語，實際行動則欠奉。
南韓農民的激進行為針對全球化，其實又何嘗不是對自己國家政府農業政策的一種控訴呢？本月香港世貿會議肩負一個沉重的使命，就是打破目前在農業談判中出現的的僵局，推動諸如非農產品和服務等其他關鍵領域的談判，確立2006年完成多哈回合談判的清晰路線圖。然而各國農業發展水平和農業政策依然存在巨大差距的時候，又怎能取得重大的突破呢？當政府為表面的 GDP增長而欣喜的時候別忘了農民的苦難，這個基層的不穩定如未能平息，往往便成為一股反動的力量，而且民主的步伐尚未來到，已經溺死在全球化的浪潮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