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是對香港今後非常重要的一份規劃文件，大手筆地描劃香港未來的城市空間和經濟藍圖。很可惜，由於近半年政治氣氛峰起雲湧，撤消議員資格、特首跑馬仔、北京對港政策等政治大議題，掩蓋了社會應有對2030+計劃的關注。
《2030+》藍圖下的經濟規劃是嚴重失衡的，雖然政府以種種包羅萬象的產業口號，宏大口號包裝的發展帶來包裝，營造多元發展的幻象，欺騙社會說政府有能力提高經濟抗禦力，實際上卻是把香港帶入更脆弱和高風險的發展道路之上。
有起樓無本業
《2030+》本身聚焦於三個經濟發展方向：第一，是推動既有產業發展，包括營造未來對商廈和寫字樓有重大需求，需要開拓大的商業中心區，當中最核心的是為東大嶼山填海製造新商業區鋪路；第二，是以再工業化為口號，發展邊境新界北地帶，以及『打造』一些看似與產業研發相關的概念（譬如東部發展走廊）；第三是強調發展基建、跨區合作，並且將一些被評估為低增值的工序外移。
這些經濟方針無可避免是不整全，並且失衡偏頗的經濟策略。整份2030+計劃事關重大，但負責的層面卻只是部門級的規劃署，而不是決策局，更惶論與幾年前由政務司司長負責的人口政策計劃相比。當中雖然有提及人才、技術等章節，但內容卻零碎而且乏善足陳，相比整份文件都大幅講述硬件『建設』，並不合乎比例。究竟開拓出來的空間有沒有足夠的經濟活動？人才、技術、財政支援是否加以配合？政府並未能在文件中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舉例而言，文件提出在大嶼山東部的海域，填海建立商業都會區，聲稱能成為港島和九龍東以外的核心商業區，並聲稱能夠產生協同效應。然而，在《2030+》劈頭在討論人口的章節，經已指出勞動力不足會導致經濟增長減慢，但文件中採取的方法卻不是針對和善用現有的空間，忽略的鰂魚涌、黃竹坑、尖沙咀西九龍、荔枝角一帶也是已經存在並發展中的寫字樓區域，而是側重於認為核心商業區空間緊張，在現有的核心商業區以外，再開拓東大嶼山人工島的必要，並且一反文件開首對經濟增長放緩的預計，大幅高估各類寫字樓和商貿樓面都出現需求。在缺乏人口增長和經濟總量支持下，建立新都會區究竟對應着甚麼產業的發展？
工業用地的發展特別集中於邊境地帶的洪水橋、河套區、蓮塘香園圍等地方。同時不着邊際地配上空洞的科技走廊名目大興土木，『鞏固和推動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將北部邊境香園圍、大埔工業邨、沙田的科學園，直到東南一角的將軍澳工業邨、以及教大中大科大三間院校，中間隔住三重山嶺、四個行政區、長達三十多公里的地帶，強行硬套上科技走廊之名。這是實在的產業政策，抑或只是虛無飄緲的傳銷口號？
有高端無基層
縱使《2030+》以經濟領域多元化，提升抗禦能力作招徠，但若果把政府行文措辭抽絲剝繭，實質是只聚焦於高增值的第一元經濟產業，譬如標榜延續既有優勢產業，又或者發展高科技產業，並且強調高增值的導向；而忽視除此以外的第二元經濟產業，根本忽視讓七百萬人口中，學歷、專長都不在於高科技產業、專業服務和金融業的市民有所出路
《2030+》文件聲稱考慮到區域內的經濟交流，應開拓眼光，擴展經濟腹地，主張將把較低增值的經濟活動，遷移到區域成本較便宜的地方；令人不禁仔細推測政府是有意對就業人口遠較為多的第二元經濟產業，避重就輕，任由這些產業自生自滅。特別是現屆政府的高官，即使臨近執政末段，仍舊指點經濟和規劃範疇上的長遠發展路向，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譚志源，表示香港在碼頭貨運方面，因土地及人手成本問題，海運量早已被深圳等內地港口取代，無謂再作發展；而梁振英也提出，香港人口基於生活成本和方便程度到大陸居住是趨勢，這種人口外遷的言論正好配合經濟活動外遷的論述。
《2030+》文件中政府提倡的經濟多元化，只是高增值產業的多元化，就無視第二元經濟以及其中就業的市民。譬如將《2030+》所提及的現代農業，但都是以現代化、高科技農業為主體，傾向扶持高資本投資的企業，而非小農；又或以傳統製造業為例，政府雖則提及工業化，但當中並沒有提及傳統製造業的角色。然而，一則即使是銳意創新科技建設的國家，譬如以色列，其工業政策也不忘結合高科技產業和傳統製造業，包括鼓勵傳統製造業推行創新技術程序，互為補足；二則即使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四年近十年期間，仍然有相當部分的製造業組別在產業規模和就業人數依然呈現升幅；三則，製造產業的設計和品牌建立、中層管理及技術人才的培訓，都有助開拓產業多元和市民有更多發展出路，只聚焦於個別產業是配合『提高經濟抗禦力』的目標？抑或只是令產業進一步單一化？
有跨境無本地
正如前段所言，《2030+》的方向往往只與『位處中港樞紐、坐擁優勢』的奇怪假設掛鈎，新界北的新市鎮標榜連接深圳邊境，東大嶼都會則描繪這個海中心的島嶼可以和大嶼山超級連結，成為支援機場的樞紐。同時也主張將把較低增值的經濟活動，遷移到區域成本較便宜的地方。為配合分工，在收窄本港的發展方向之餘，夾硬投射未來新市鎮將有所謂地利優勢，也回應市民需求。
若要真正在政府和大市場以外，還有堅實的社會基礎面對經濟危機，就不能遺忘地區經濟。香港作為世界城市，與全球經濟的運作密不可分，無可避免會受到經濟景氣和衰退影響與否。地區經濟正是以地理範圍小而密集的地區網絡，當中的生產、交換、買賣、分配去滿足市民的物質生活。
如何透過市鎮設計去保存舊城區的網絡，以至在新市鎮設計中延續這些網絡，就是當中重要的工作。我們可以看到，舊城區之所以維繫到地區網絡，在於把多功能的設施混雜在地區之中，例如上樓下鋪的建築設計、公園仔小商舖工場住宅共處同一個街區；而新市鎮的發展偏偏背道而馳，整齊的規劃讓分割不同功能設施，各散東西，政府從未在以往新市鎮的設計經驗中汲取教訓：新市鎮中的舊區比例越高就有生氣，諸如元朗、荃灣、大埔等；反之主要由政府開劃的新市鎮，往往成效不彰，如東涌、天水圍，整齊規劃下享用設施並不方便，經濟活動由大商場壟斷。
我們所聚焦的經濟發展，是令人的生活條件能夠改善，能夠令生活有更多可能性；政府的方向並非實際滿足社會的需要。作為一個已發展的經濟體，大刀闊斧式擴大經濟規模並不可行；個別行業導向（sectoral approach）的發展，也未能讓不同階層的市民都能夠有發揮一技之長，保障生活；政府的種種規劃和建設，並非為香港社會而建立；多年來漠視社會內部和環境問題，更己成為經濟發展面對的隱患。若果我們選擇對《2030+》置之不理，文件描劃下粗疏的經濟發展，非但並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是加深問題，令整個社會成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