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尚衡
近年香港興起本土情懷，開始發現一些在現代城市規劃之下，逐漸消隠的傳統舊區的格局和特質之可貴。每每有動土機聲在舊區響起，我們幾乎可以斷定，在附近將有一個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的住宅或商業項目落成，把原有的社區和城市結構破壞、割裂。然而當我們的公共和社交生活逐漸由實體的城市空間，轉移到虛擬的網絡世界，那些新建設除了在物理和視覺上與原有的社區不協調，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又有何影響呢？是否只是樓下再也找不到富人情味的街坊小店，換上了大型連鎖店林立的購物商場或平臺停車場呢？社區結構遭破壞，又有否比較客觀和科學的說法與理論去界定和解釋呢？
愈來愈大的規劃尺度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為免錯失從內地經濟發展分一杯羮的良機，又生怕如果不配合國家的規劃，將來恐遭邊緣化，於是積極與內地在都市的建設和發展上融合，拉近兩地的距離，如早年提出的珠江三角洲「一小時生活圈」概念，和與周邊地區形成人口逾千萬的巨型都會(megacity)，在經濟方面與紐約、倫敦和東京爭一日長短。但礙於兩地的文化、政治和法律制度均不同，而且香港和內地有明顯的邊界，所以所謂的融合，只是限於交通運輸的層面，政府只在城際的交通網絡上與內地連結，故此我們有了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速鐵路。上月引起軒然大波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就是跨越了這條線，觸及了交通以外的範疇。不過這不是本文要談的重點，故不在此橫生枝節 — 本文旨在討論尺度和規模愈趨宏大的城市網絡，對我們的社區和生活有甚麼影響。
即是說，香港的規劃尺度將會愈來愈大，而且集中在交通運輸的建設上；政策考慮的範圍亦不只限於本土，在經濟和人口政策上均會顧及內地。先不論這種思維孰好孰壞，因為在不同的範疇和層面也會有不同的利弊。在城市的規劃和建設方面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將來的市區重建和新界郊區發展除了受所謂的「地產霸權」左右外，還會受上述的規劃思維影響。
城市網絡的論述與框架
要討論本土的城市網絡怎樣受規劃思維影響，先要有一套關於城市網絡的論述和框架。世上有關的論述繁多，本文採用的就是以批判「現代主義」(modernism)的規劃思維與發展模式見稱，用科學方法與體系去剖析和建構城市網絡與結構的Christopher Alexander建築家兼理論家流派的論述。
早於一九六五年，Christopher Alexander已在其名作〈A City is not a Tree〉中提到當代城市規劃的流弊之一，就是把城市的結構看得太過簡單，若借用數學中「集合」(set)的概念，規劃師往往把城市的元素和關係看成像樹的結構(tree structure)一樣，一個集合與另外一個集合不是從屬關係就是完全沒有關係，沒有兩個或以上的集合是有重疊的部分的，而當中的元素更不可以獨自和另一個集合的元素有聯繫，除非其所隸屬的集合和另一集合有聯繫。而傳統上由居民自發建造而成的自然城市(natural city)的結構，則是集合與集合之間有重疊部分的「半格」(semi-lattice)，元素之間的關係和組合比樹狀結構多很多。(1) 簡言之，就是規劃師把複雜的半格城市結構，理解為較簡化的樹狀結構，而這種簡化的樹狀結構只利於行政和規劃，不利城市中不同的元素相互發展關係。若用香港的城市結構作為例子，傳統舊區的結構就是「半格」，新市鎮的結構就是樹狀結構。將軍澳、天水圍和東涌這些新市鎮都是用樹狀結構來作規劃的邏輯的，所有東西的用途都是單一和單向的，一層歸一層，住宅區屬一層，商業區屬另外一層，文娛康樂設施屬一層，汽車道路屬另一層，行人道路又屬一層……當中極少有交疊的用途和作用 — 例如住宅區是純粹的住宅屋苑，除購物商場外沒有甚麼商業活動，工作機會甚少，所以居民多要長途跋涉到區外工作；道路的設計主要為方便汽車行駛，道路寬廣，而且路旁有不少圍欄，不利行人橫過和在街上活動；所謂的公共空間，就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劃定的休憩公園。在自然混雜而生的一些老區，街道既是行人往來的通道，也是小販擺賣謀生的地方，亦是街坊鄰里的社交場所和公共空間，用途靈活多變，這就是Christopher Alexander論述中「重疊」的意思。他亦在文中提到，就是呈樹狀結構的城市規劃，把居民的城市生活分拆得支離破碎。這可看成是社區和城市結構的無形破壞和撕裂。
我們現在對如何用理性、科學的體系和框架去了解城市的結構，及其與人的關係有了基本的概念，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尺度和規模愈趨宏大的城市網絡，對我們的社區和生活究竟有甚麼影響。
在〈Principles of Urban Structure〉一書中，受Christopher Alexander啓發並與他合作多年的作者Nikos A. Salingaros教授，對城市的結構與網絡有更圖像化的論述。他把城市的網絡(urban web)理解為大廈之間的複雜連繫結構(2)，並用三種形態表述 — 一、節點(nodes)；二、連線(connections)；三、層次(hierarchy) (3)。城市的網絡包括所有在室外和有連結功能的元素，如空地、綠化空間、小徑、行人路、單車徑、汽車道路和高速公路等。經驗論的觀察(empirical observations)證實，連結愈穩紮、網絡的枝節愈多，城市的生活就愈多采多姿。(4)(5)(6)
城市網絡如何影響社區和我們的生活？
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假說，那從以下的分析，我們就可知道尺度和規模愈趨宏大的城市網絡，如何蠶食傳統社區多元、精密細膩的結構和網絡，以及影響我們的生活。
在「現代主義」的規劃思維之下，規劃師捨繁逐簡，崇尚視覺上和功能上的簡潔，講求功效，固此會把城市網絡中的節點(人類活動的聚合點，如住所、辦公室、公園、店舖、教堂等等)和連線(如往來的道路)，排成最有「規律」的佈局，此等佈局通常令節點之間的聯繫最少（見《圖一》）。根據上述的假說，聯繫愈少，城市的生活就愈大機會單調乏味。(7) 新市鎮和其他大型的城市規劃的交通網絡佈局，正是用這種思維和模式建成。（見《圖二》）
其實自四十年代起，（世界各地的）城市規劃師已經採納這種幾何上的規律與視覺上簡潔，加以隨意的風格概念，來建構其城市網絡。這種網絡往往忽視了人類活動的節點，不從人類的活動出發，而是要求人遷就那些可能為汽車、火車和地下鐵設計的網絡。(8) 他們沒有想到，整齊、有規律的城市網絡當中的連結可能支離破碎，而看起來雜亂無章的網絡中的連結反而環環相扣、暢達無間。(9) 他們忘記了城市的結構與網絡，是經過悠久的歷史演化而成的，看來沒有規律，卻有自己的內在邏輯 (10)，一旦摧毀了就不能重塑。
在實際的功能上，有不同層次、繁多而有冗贅的城市網絡，亦比過於精簡的為佳。就以道路網絡來說，若有一條道路斷了或受阻塞，不能如預期般運作，還有其他的補上，就像我們大腦的神經網絡一樣，縱使有一部分損毀了，大體上還能運作。如果把所有同類的節點和連線放在一起，除了會發生以上的問題，還容易出現網絡超出其負荷的情況。(11) （見《圖三》）
那麼當不同層次的道路網絡，如行人路、單車徑和汽車道路，以上述的規劃思維疊在一起時，又會怎樣呢？ — 較弱的那層網絡的作用會消失，就好像高速公路旁的行人路會渺無人煙一樣。(12)
所以當我們用「現代主義」的規劃思維來發展城市，而城市的網絡又因規劃覆蓋的範圍愈來愈大，令網絡的尺度與規模愈趨宏大時，城市中一些較弱小而利於行人和生活的網絡就會遭蠶食或不能形成，就近的社區的城市網絡亦會受波及。而網絡間的聯繫愈少，城市的生活就愈大機會單調乏味。
單調的城市功能、種類與城市網絡
西方有很多研究探討郊區(suburb)的社區為何那麼死寂和教人絕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功能和種類太過單一，令城市的網絡不能形成錯綜複雜的結構，只有零星的單薄連結。(13) （見《圖四》）一個節點和另一節點要有互補的功能，才能在它們之間形成有效的連線，然後發展成同性質的節點共用的一條連線。(14) （見《圖五》）很多規劃師就是把這過程攪亂了，倒果為因。
結語
天水圍的就業問題、新界北新市鎮的社區問題、屯門公路的交通問題和其他困擾香港已久的城市問題，雖然不全然是城市規劃的遺禍，但是非人性的規劃，亦無可否認助長了問題的滋生。它們是衛星城市，設計的本意是可以讓居民在區內自給自足，卻因香港經濟的轉型和多年來的發展都集中在市區而變成像遭遺棄、或追不上時代的地區一般，要不斷「自力更生」和「自我增值」。
另一方面，自市區重建局成立以來，市區不斷有大規模的重建，一處處的舊區換上倒模一樣的發展，多元混雜的社區換上功能和生活選擇均單一的地產發展項目。究竟市區真的有必要重建，重建真的對香港的整體發展有裨益，抑或只是因為市區未「炒盡」的土地都是生財工具？
港府近年積極在都市的建設和發展上與內地融合，連接內地的城際交通網絡計劃不絕於耳，相信同樣尺度與規模的項目將陸續有來。當細密、以人為尺度的城市網絡，換上在空中都能清楚看見的粗枝大葉的大型交通基礎建設，為的是要負載更龐大的交通流量，而計劃覆蓋的地區往往也站不住腳，要為計劃退讓，那在這之下的社區和人的生活，究竟會變成甚麼模樣呢？其實大型的發展跟我們的社區和城市生活不一定不能共存，就是因為政府的規劃思維犯了上述的毛病，加上沒有與受影響的市民儘早商討及公開徵詢意見，很多時候也造成三方也不愉快的局面。
香港獨特的城市結構、網絡和面貌是多年來的發展累積而成，市區一直運作良好，是高密度發展城市的罕有典範，也令遊客嘖嘖稱奇。但是新規劃的地區卻往往強差人意、問題叢生。若果政府不儘快審視自身的規劃思維、價值觀和態度，香港人能引以為榮的多彩多姿城市生活，將會在城市的發展中消隠，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沒完沒了的社會問題。
(1) Christopher Alexander, ‘A City is not a Tree,’ Architectural Forum Vol. 122, No 1 (April 1965).
(2) Nikos A. Salingaros, L. Andrew Coward and Bruce J. West, Principles of Urban Structure (Amsterdam: Techne Press, 2005), 17.
(3) Ibid., 19.
(4) Ibid., 18.
(5) Christopher Alexander, ‘A City is not a Tree,’ Architectural Forum Vol. 122, No 1 (April 1965).
(6) J. Gehl, Life Between Building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87).
(7) 這裏說的只是機會率，因為以邏輯學來說，如果「『連結愈穩紮、網絡的枝節愈多』當且僅當(if and only if)『城市的生活就愈多采多姿』」是真確的，那麼我們只能推論出：當「城市的生活單調乏味」，「網絡間的聯繫就愈少」。並不能推論出：當「網絡間的聯繫愈少」，「城市的生活就愈單調乏味」，
(8) Nikos A. Salingaros, L. Andrew Coward and Bruce J. West, Principles of Urban Structure (Amsterdam: Techne Press, 2005), 20.
(9) Ibid., 21.
(10) Ibid., 30.
(11) Ibid., 23.
(12) Ibid., 23.
(13) Ibid., 27.
(14) Ibid., 27-28.
參考書目：
一、 Alexander, Christopher. ‘A City is not a Tree.’ Architectural Forum Vol. 122, No. 1 (April 1965).
二、 Gehl, J. Life Between Building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87.
三、 Salingaros, Nikos A., L. Andrew Coward and Bruce J. West. Principles of Urban Structure. Amsterdam: Techne Press, 2005.
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