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問瘟君欲何往，
紙船明燭照天燒。
--毛澤東
送"瘟神"
1958年，江西省余江縣宣佈該縣消滅了血吸蟲病，這一消息經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佈之後，立即引起人們的強烈關注。在衆多關注的目光中，有一雙超凡的眼睛，其神奇的一瞥給這一事件罩上了一圈奪目的光環。這雙眼睛的主人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親筆記錄了他在瞭解這一事件後的反應。一則衛生醫學上的成就，居然令這位政權最高領袖徹夜未眠。他情緒激動異常，只有訴諸詩篇方能稍許平息。毛澤東連夜寫了兩首格律詩，聊以一訴衷腸。詩中寫道：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綠水青山枉自多，
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
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
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
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
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
青山著意化爲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
地動山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
紙船明燭照天燒。
這不是一般的公共衛生醫學上的成就，其意義不亞於一場政治革命。它是一場與"主義"相關的政治衛生學 的壯舉。這個政權曾經送走了"三座大山"，現在，又送走了像"三座大山"一樣兇險的敵人--一種危險的、面目猙獰的疾病，人們稱其爲"瘟神"。在政治領袖 看來，這兩次行動的意義幾乎可以等量齊觀。
原形畢露的"瘟神"
然而，爲何單單將這種疾病的根治看得如此嚴重？
衆所周知，現代中國社會的衛生狀況甚爲惡劣，嚴重危及國民健康的疾病不下數十種，有一些疾病傳播面遍及全國。而血吸蟲病只是一種地方性寄生蟲病，發病有地 域限制，並不廣泛的疫區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及長江以南各省份中的水系較爲發達的地區，而且，也並非危害最大的傳染病。從流行病學的統計資料來看，一些疾病 的發病率遠高於血吸蟲病。如，絲蟲病的發病率是血吸蟲病的3倍，瘧疾也是3倍，結核病是2.5倍。從死亡率上看，霍亂、鼠疫、天花、傷寒、結核病、流行性 腦炎等多種疾病均遠在血吸蟲病之上。從1949年後的疾病防治效果上看，血吸蟲病也不是最突出的。事實上，血吸蟲病並未全面消滅（毛澤東爲之激動的消息， 只是一小片疫區），即使是此後陸續上報的許多地區有"消滅"的戰績，後來事實證明，多多少少有虛報的成分。真正得以有效控制甚或根治的其他疾病，則不在少 數（如鼠疫、天花、霍亂、梅毒、淋病、頭癬等）。但這些都沒有得到像血吸蟲病那樣一種程度上的關注。從20世紀50－60年代官方媒體中看，對於血吸蟲病 的宣傳，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規模的消滅血吸蟲病的運動，幾乎成了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學的標誌。
血吸蟲病的政治隱喻
疾病是人的身體的特殊狀態。由於與人有關，常常很難就將它單純當做一個簡單的生理病理現象來看待。血 吸蟲病因其特殊的病理學特徵，超出了其一般流行病學意義。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疾病。血吸蟲病與其說是一種身體疾病，不如說是一種病態的社會政治的隱喻。 至少在政治家和社會學家那裏，它成爲一種政治隱喻。
【國家病容】 血吸蟲病患者在外觀上有著不同一般的意義。血吸蟲病俗稱"大肚子病"，其基本徵候如下：消瘦、貧血、消化道症狀（腹瀉）、糞中帶有粘液及膿血、肝脾腫大， 伴有腹水。到了晚期，典型的病容是人們所熟悉的：骨瘦如柴的軀幹加上膨大如鼓的腹部。這種畸形的、令人恐懼的病容，使得該病有"瘟神"之稱。而這一病容也 容易令中國人産生不愉快的聯想。它最接近於典型的"國家病容"。
血吸蟲病容提示出來的首先是"衰弱"和"不潔"。從病因學上看，血吸蟲病的傳播跟衛生條件和生活習慣有關。體格上的衰弱和生活方式上的不潔，進一步暗示著 生活條件的貧困。這一點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心病。近代以來的中國積貧積弱，公共衛生條件惡劣，生活方式與現代社會所謂"科學生活"的標準相去甚遠，國民體 質孱弱，加上民族精神上諸多劣根性，這樣，中國在列強眼裏成爲落後貧窮的代表，因而得了一個侮辱性的稱呼--"東亞病夫"。從反映近代以來中國貧困狀況的 圖片資料上，我們經常可以看見那種類似于血吸蟲病人的病態形象。
晚期血吸蟲病人的病容
"東亞病夫"的綽號成爲民族國家的集體性的焦慮。改變這一狀況，一直是近代以來的知識份子和政府的共 同願望。"現代化"夢想從根本上說，即爲"強國夢"。血吸蟲病所提示出來的"國家病容"，給該病打上了鮮明的民族國家政治性印記，其政治象徵功能是其他疾 病所無法與之相比的。 【階級隱喻】 血吸蟲，屬於人體寄生蟲之一種。而"寄生蟲"一詞的強大隱喻功能，顯然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醫學範疇。
在所有的寄生蟲中，血吸蟲的意義更是非同一般。血吸蟲不僅具有寄生性，而且，（如果僅僅望文生義的話），它似乎還靠吸食其宿主的血液爲生。這一習性，令人聯想到傳說中的"吸血鬼"。
對"吸血鬼"的恐懼是人類一種原始的深層恐懼。各民族都有關於"吸血鬼"的傳說。比如，歐洲自中世紀以來盛行"吸血鬼"的傳說，各式各樣的"吸血鬼"經常 是哥特式小說的主人公。19世紀著名的"吸血鬼"德庫拉伯爵的故事，一度在全歐洲造成長時間的社會恐慌。吸血的幽靈無處不在，卻又無影無蹤，它使人體內寶 貴的血液在不知不覺中喪失殆盡，人們於是感覺到仿佛被一種魔法所蠱惑，爲難以擺脫的恐怖夢魘所攫取。
想象中的吸血鬼形象
血吸蟲比任何一種寄生蟲更接近於想象中的"吸血鬼"形象。蚊子和螞蟥等病原蟲雖然也吸血，而且是真正 意義上的直接吸血。但這些病原蟲過於常見，人們要消滅它們不過舉手之勞。而血吸蟲則仿佛具有一種超自然力，非得通過特殊的手段（巫術或者科學）則不能消滅 它。更爲重要的是，蚊子、螞蟥的吸血，也這是看得見的那麽幾滴，其造成的直接後果並不嚴重，也不會使患者表現出不堪目睹的外表。而血吸蟲則仿佛是慢慢地於 無形之中吸幹了生命的精髓。
"吸血"含義進一步引申到社會學範疇，則是關於"剝削"的暗喻。"寄生蟲"在當代中國是一個使用頻率相當高的政治辭彙，它的寄生性正好與社會主義政治原則 相抵觸，符合社會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對與其敵對的剝削階級的基本特徵--不勞而獲。將剝削階級比喻爲各種寄生蟲，是社會主義政治話語中十分常見的一個政治隱 喻。而"血吸蟲"、"吸血鬼"則更加嚴重地提示著剝削制度的殘酷性。在社會主義者看來，社會貧困歸根到底乃是因爲某一階級像吸血一般吸取了公共財富，而且 往往是通過一種無形的制度化的剝削手段，造成了另一階級的成員陷於赤貧。
【經濟學動機】 血吸蟲病對國家經濟的影響亦非同一般。血吸蟲病的疫區集中在大約11個省份，這些省份大多爲長江中下游地區，這些地區是中國最重要的農業省份和經濟命脈地 區。血吸蟲病主要是戶外感染，易感人群多爲從事野外勞動的成年男子，尤其是青壯年。這些人群是農業生産的主要勞動力。血吸蟲病在上述疫區的流行，無疑將嚴 重削弱農業勞動力。據稱，解放軍在南下作戰的時候，許多來自北方的士兵被血吸蟲急性感染，一度造成大規模的非戰鬥性減員。這也使有關當局對血吸蟲病的危害 性有了深刻的印象。
血吸蟲生活史示意圖
同樣，血吸蟲病還會感染重要的農業生産工具--牲畜（如牛等），使之喪失勞動能力，其破壞性的後果跟對人群的感染相等。巨大的經濟學意義也是消滅血吸蟲病的重要動機。
由此看來，社會主義新政權通過其政治領袖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令，其無意識深處隱含著極爲複雜的政治動機。
政治衛生學
【公共衛生運動】 疾病是身體的敵人，消滅疾病也就意味著消滅身體內部的敵人。公共性疾病不僅是單個身體的敵人，同時也是國家的敵人。新政權自然而然地將公共衛生事業納入國 家行政範疇加以管理，並賦予其以政治意識形態含義。1950年代初，毛澤東代表政府發佈國家動員令稱："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 碎敵人的細菌戰爭。""細菌"跟"敵人"和"戰爭"聯繫在一起，疾病防治就不只是屬於一般的預防醫學和公共衛生事業範疇，而是被上升到國家政治的高度。它 甚至就是一種"政治衛生學"。細菌不僅是敵人的攻擊武器，它本身就是敵人。因此，國家號召人民起來，像消滅敵人一樣消滅細菌。
血吸蟲病在防治手段上的特殊性，比其他疾病更多地滿足了"政治衛生學"的基本條件，消滅血吸蟲病的政治意識形態意義也就更爲凸顯。首先，血吸蟲病的傳播方 式比較特殊。血吸蟲病在傳播過程中需要一個中間宿主--釘螺。釘螺成爲血吸蟲的幫兇。對血吸蟲病的防治，就不僅僅是治療感染者，消滅中間宿主，是必不可少 的和相對有效的手段。而要消滅釘螺，除了化學方法之外，更爲直接和簡便的手段就是人工剷除：在冬季，疫區的河床和湖床乾涸之後，剷除釘螺賴以棲身的雜草， 以火焚之。
看上去很美的釘螺，卻是血吸蟲的幫兇
要在大面積的疫區內完成之一行動，需要大規模動員，一場大規模的群衆運動。國家顯示出其強大的動員 力，並且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效果，看上去像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勞動場面。"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山河鐵臂搖"，這種熱火朝天的勞動場景，與當時的"大躍進"氣 氛恰相吻合。成千上萬的群衆手持鋤頭和鐵鍬，對成片的疫區草地實施分割包圍，梳虱式地層層推進，搜索和清剿隱藏在雜草中的小小的釘螺。發現一枚釘螺，就像 發現了一名潛藏在林莽（或人群）中的敵特分子一樣令人興奮。在有著高度警惕性和鬥爭經驗的人民群衆面前，"釘螺－敵人"無處遁形，原形畢露，最終淹沒在人 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群衆性滅螺的勞動場面
從消滅釘螺和血吸蟲，進而推及到更廣泛意義上的、全民性的愛國衛生運動。重要的行動就是全國範圍內的 "除'四害'"運動，消滅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後改爲臭蟲）的行動。這些行動與其說是衛生學行動，不如說更像一場群衆性的政治運動，或是一次全民性的 政治化的"行爲藝術"。
【公共衛生制度】 一些流行病和傳染病的防治與社會制度和公衆生活方式有關。血吸蟲病的防治就必須輔于改善公共衛生條件，公共醫療制度和公衆生活方式（比如，勞動防護、飲水 習慣、食品衛生，等等）等措施。這一切涉及社會制度的改革。1961年，海燕電影製片廠拍了一部叫《枯木逢春》的電影，影片講述了一位名叫苦妹子的窮苦農 婦的遭遇。苦妹子一家曾經飽受血吸蟲病的折磨，後來在社會主義新制度下，治好了血吸蟲病，她一家人也過上了甜蜜的生活。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不會放過對流行病 的政治闡釋。從這個意義上看，消滅一種疾病，即意味著消滅一種制度。消滅血吸蟲與消滅"吸血"的剝削制度，這二者互爲隱喻。影片《枯木逢春》中的血吸蟲病 患者在身體上的被治癒，與舊的、病態的制度的消滅聯繫在一起。片名"枯木逢春"對"春"的象徵性使用，顯然是對毛澤東詩詞中"春風楊柳萬千條"的挪用。季 節更叠成爲制度轉換的暗喻，"春"是新的社會制度和新生活的象徵。
電影《枯木逢春》劇照
既然疾病關乎社會制度，國家政權就需要將疾病管理起來。政府並要求人民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符合新 的生活制度對生活方式的要求。在1960年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央現在提醒同志們，要重視這個問題，要把過去兩年放鬆了的愛 國衛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並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口號："以衛生爲光榮，以不衛生爲恥辱。"清潔的生活方式，讓人們聯想到"清潔的"、"衛生的"政治制度。 這種奇妙的政治修辭藝術，在中國的現代性話語中是最基本的話語方式之一。
由政府推動的公共衛生機構的建立和衛生制度的形成，很快將公共衛生學領域納入國家制度管理範疇。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公費醫療制度也很快確立，國家幹部的疾病和醫療保健完全納入國家行政體系中。
儘管如此，數量龐大的農村人口依然被排斥在國家醫療保險制度之外。農村這一巨大的衛生保健空白區只能依靠另外一套制度來勉強維持。毛澤東發出了"把醫療衛 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所謂"6.26"指示，在農村實行合作醫療制度。依靠半職業化的鄉間醫生和"赤腳醫生"，來爲貧困的農業人口提供捉襟見肘的醫 療服務。這些制度在後來的電影《春苗》和《紅雨》則得到了誇張的歌頌。
對於流行性疾病的有效管理，需要一攬子相關的公共衛生管理制度的保證，如針對有限的公共衛生資源（財政與人力資源）的動員、管理和調配，對感染者的必要的 隔離措施，集中的檢查和治療，患者病歷檔案的採集和管理，以及針對流動人口的限制和監控。這一切看上去似乎就是國家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翻版。在血吸蟲病防 治方面，措施相對有力得多。各疫區建立了專門的"血防站"，形成了完備的防治體制。一個個專門職能的"血防站"，仿佛一個個預防醫學的"派出所"，其的職 責就是嚴密監督"血吸蟲"這個危險的敵人，防止它們危害公共（身體）安全。預防醫學的制度化，有效地保證了疾病防治的效果，同時也顯示出高度集中國家權力 和高效率的行政機制的制度優勢。
針對血吸蟲病的勝利，在某種程度上被看作是政治制度的勝利。新政權毫不吝嗇對這一方面的自我誇耀。不僅一般媒體報道和文藝作品是如此，政治領袖毛澤東本人 在詩中也毫不客氣地渲染了這一點。華佗、牛郎等古代的人和神的無奈歎息，與現代人自比堯舜的豪邁氣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毛澤東在另一首詩中以同樣的心態寫 道："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身體管理與政治驅魔術】 社會主義國家發揮其行政管理權力一體化的制度優勢，將疾病、病原生物像國家機構和公民一樣地嚴格地管理起來。公共衛生制度與國家政治制度之間始終存在著一 種密切的內在關聯，流行病學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衛生保健領域內的政治學。流行病學檔案管理與戶籍管理制度如出一轍，它們有著相同的形式和功能。或者反過來說 也一樣，國家以管理疾病的方式來管理公民，包括公民的肉體和精神。
高度政治化的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不僅有效地管理了公共衛生機構和公共性疾病，同時也是對患者和可能的感染者的身體的有效管理。針對公共性疾病的控制，在 一定程度上將公衆的身體一體化，納入統一管理的構架中。被管理起來的身體在統一的政治號令下，協調一致地投入改造自己的身體及其周邊環境的運動中去。"萬 衆一體"更有效地保證了"萬衆一心"。一個追求全社會清潔化的制度，正在從事著從物質上到精神上、從衛生環境上到政治環境上的全面的"清潔化"的事業。
值得注意的是，在消滅血吸蟲病的關鍵環節--消滅釘螺的行動中，最後一道程式至關重要：焚燒。被懷疑殘存有釘螺的水草在被剷除之後，需要集中起來放火焚燒。
火，是一種特殊的物質，它兼有毀滅與淨化的雙重功能。焚燒某種物件，不僅僅是對該物件的銷毀，同時更多地具有一種象徵性的功能。火有奇迹般的功能，轉眼之 間使一些物質灰飛煙滅，人們相信它具有驅除魔障的能力。在一些宗教儀式上，火是必不可少的。民間遏止烈性傳染病的方法之一即是焚燒，焚燒死屍以及死者的用 具，既有衛生學意義，同時也有驅除污穢，祈求吉祥的意義。
火的這些象徵性，使之很自然地轉換爲政治性的隱喻。針對任何有害生物的控制，包括在政治上的害蟲，是國家政權的夢想，這個夢想在公共衛生學上象徵性地實現 了。"紙船明燭照天燒"的"送瘟神"壯舉，更像是一個政治奇迹。像消滅血吸蟲一樣驅逐政治"瘟神"，使政權更加清潔化和衛生化，這將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啓 示。毛澤東在另一首詩中表達了這一"政治－衛生"思想："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政治－衛生"事業的高潮期是狂歡節式的全民政治運動。消滅血吸蟲病不過是驅魔的政治巫術的一次預演。在日後的政治性的"送瘟神"行動中，我們看到的是更加狂熱的全民性的"政治狂歡"。
張閎 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