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買了由資中筠翻譯的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中文本來看，我未看過原文，所以也未能見識到這位英倫才子Alan de Botton的文筆。雖然等到由新書到變成舊書都已經一段時間，生活在香港這個追求新、快的社會中，顯得自己有點「out」外，還有引起了一點點的暇想。 書中的開首，就提出蘇格拉底之死在西方來說是多麼重要，有不少畫作也以此為題。有趣的是畫蘇格拉底之死時床邊的記錄者在畫家筆下成為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其實蘇格拉底在死的時候他只有二十九歲。雖然只看了第一章《對世不合的慰藉》，但碰巧最近我們辦的讀書會也是正在讀理想國中的「申辯篇」。「申辯篇」是蘇格拉底在因服毒而死之前，勇敢地面對法官的審判，聲明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一定會不斷向任何人闡明真理的一段對話。這是多麼壯闊宏大的諾言﹗ 蘇格拉底除了因為奇特的相貌而被人取笑外，也因為他不論對方是什麼階段、年齡、種族的人也都會問及生命的意義和要求他們用適當的詞語來描述出自己所相信並不容置疑的價值。這些不容置疑的價值觀如果用社會學的詞語就是範式(Paradigm)，這種尋根問底的態度和行為在當時來說當然是奇怪，就算在今天也都不一定為世所容。 回到我自己的生活，平日上學、上教會都會與群體接觸。少不免一大群人出外吃飯，有時與一兩位好友談到精彩或激烈之處往往就變得得意忘形，也沒有留意到用詞及聲線。例如上次與朋友討論到後現代主義和基督教思想的關係時，就有幾位在旁的女教友就問我為什麼會有想這麼多問題。 「為什麼？因為看待問題要用懷疑主義(Skepticism)來看待問題。如果用懷疑主義來看待問題，就有不少的反思和問號。這也是社會科學的基礎。」 其中一位讀社會學的女教友不同意我的說話，說為什麼要用懷疑主義(Skepticism)來看待問題，其他幾位在旁的女教友也點頭稱是，最後另一位女教友友善地告訴我︰「有時間多看一些雜誌，思想跟大家接近一些，人也會愉快一些。」結果當然是不歡而散。之後我就學乖了，在用詞、態度上不會這麼激烈，更不會得理不饒人。 最令我感興趣的是這段對話反映了大部分香港青年人的價值觀，大家也十分害怕成為非主流，所以在生活上不少人也都會選擇以一個「跟大圍」的角度出發。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害怕孤獨？我是一名學生，所以心中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如果我們想做學問的話，便很難避免面對孤獨。 我很喜歡李敖，李敖有一點是他時常也自誇，也常批評其他人的，就是現在教育出了問題，令很多人不能或不敢面對自己，當四周只剩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便會覺得苦悶，有空閒的話也一定要看電影、逛街，而李敖自己則可以長時間一個人而自得其樂，達到孤笑的景界。我覺得其實這不是什麼奇怪的事，當一大群人的時候便很難認真及理性地思考。不知是香港人不喜歡太沉重的思考，還是太喜歡群體，但我總覺得這是香港人不喜歡讀書及電視劇「幼稚化」的成因。 或者有人會反駁，香港人是很「醒」的，怎會是不理性呢？我認為這明顯是把功利主義等同於理性。如果談及社會學與理性，我立刻便想起了一位研究韋伯(Max Weber)思想的學者K.Lowith批評H. J. Garb把理性等同於功利主義式的“低等”價值是不合理一樣。 我並非同意啟蒙時代的學者般毫無保留的同意、贊揚人類理性，人類理性也有其局限，但我會相信人類理性是一團一經發動便不可逆轉的力量。當然正如Von Schelting歸結自己由責任倫理切入對理性及理性化的詮釋時，也認為行動要求理性，但實際行動的理性化是兩回事，現代化社會中的理性化也不能看作是最終價值和自身目的，不能忽略社會上其他非理性的因素，更不能把理性視作「自有價值」(ein Wert an sich)。 但我總覺得大部分香港青年人也未到一個批評或者欣賞理性的程度，普遍來說對社會的事件也缺乏一個理性的態度及認真的思考。或者少許孤獨加上一些理性是治療香港青年人的人文幼稚症(Cultural Infantilism)的奇方妙藥，雖然是有一些苦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