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昭如
政治覺醒
當我在60年代經歷個人的政治意識的覺醒時，也是當時整個世界青年運動的一分子。我們想搞一場世界革命，終結剝削，壓迫，貧窮，官僚控制，獨裁，威權／極權統治，戰爭，不平等，種族主義，歧視等。我們以許多不同方式抗爭－政治宣傳，大型集會，有時直接的行和公然扺制等。。。有些人則做出終極的犧牲。雖然我們的政治色彩不同，但卻有相同的世界觀。我們參加過反越戰示威，抗議蘇聯侵略捷克，日本對島的侵佔。。。我們要求民主政治及釋放在中國和台灣的政治犯。我們反對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我們推行中文成為官方語言；我們扺制市議會的不民主選舉，支持提昇勞工薪質及生活水平。我們也曾集合社區對抗政府，提昇社區居住環境；我們要求教育，社會福利，住屋系統的改造。
世界是否變得更美好?
邁入21世紀及所謂千禧年之際，世界是否更美好？戰爭從未止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比越戰更為激烈。
1997年英國將香港主權交還中國，但中國卻希望將它保持19世紀殖民地的狀態。香港政府依基本法23條實施法律時，對威權統治的恐懼促使民眾上街遊行，在2002至2004年之間的遊行為史上連續三年最多人數。許多由六零及七零年代的運動萌生的抗爭團體持續的生存並蓬勃發展。有些長期以來已整合為政黨，但因為政府及立法機關不民主的組成方式，幾乎沒有取得政權的希望。
當中國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之際，其政治系統依舊由中國共產黨獨裁控制。反革命的罪名雖已不列在法條之中，但批評政府的人民仍遭到騷擾，囚禁，或逮捕入獄。新的法律已實施，但人們仍因政府定義的“宗教狂熱”而輕易被捕入獄。
六零年代時，我們正開始覺察到人類環境的惡化，世界生態系統的失衡。。。
多年之後，中國的河流在陽光下閃耀，因為它們被大量傾倒金屬廢棄物。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則是根本見不到太陽。。。
21世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國快速的發展。如此的高成長率曾發生在香港和台灣，也就是亞洲的經濟四小龍。
數年前我曾為一個關於香港現狀的國際研討會寫下如此的評論：“香港政府及上流階層和中產階級常自誇他們經濟的成就，但在貧民區卻仍每況愈下。經濟成長並沒有造福下層階級。勞工階級不時擔心失業問題。6百50萬人中有百分之十失業，大多數為低收入戶，當地社會學家稱他們為邊緣勞工。這些邊緣勞工的困境無疑是因亞洲泡沬經濟破滅，導致製造業的工作內移至中國內地－也因此產生了全球化及資訊科技革命。”
再看菲律賓尋求“成長”的後果。我在此要引述我一位在PETA的朋友 Maribel Legarda的話：“我們所販賣的是我們的人力資源。我們需將女性派遺國外幫佣，男性則成為外勞。換來的結果便是日益增加，由親戚扶養長大的青少年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因為沒有協助他們由核心家庭轉型為旁系家庭的支援系統。這些青少年在混淆的價值系統下長大，因為他們的父母以物質的玩具和消費產品來彌補他們離家的時光。”
“成長” 與全球化
我們在中國，香港，菲律賓及世界各地所見證的，是怎樣的一種成長？
失業與失控的成長：缺乏農工業策略計劃和單邊的自由化。
無聲的成長：不公的政治結構，腐敗，威權和政治王朝。
沒有未來的成長：環境的惡化，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生態毀滅。
無根的成長：文化同質化，文化價值的毀敗，文化的壓迫，物質主義高昇，過度消費主義，不環保的消費，製造，及銷售模式。
一言以蔽之：無意義的成長或無法永續的發展。
全世界千百萬人感到追求有尊嚴，自由且永續的自我實現日益艱難，尤其是在世界的某些部分。但這個情形是遍佈全球的。北半球國家已不再是南半球國家的殖民者，而是那些遍佈國家網路中的企業。有些是先前的殖民者，有些則是曾被殖民，掌控著那些失去力量的國家。
在世界各地我們都能看到嚮往人類自由的人無力改變事實。相反的，這個時代的故事是以“全球化”為名，且重點是跨國企業無止盡的獲利慾望，以及他們僱用，賄賂，及脅迫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人。
故事的主角是企業總裁，投資者，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執行長，及他們所指派的政客。他們的財力允許他們將他們的慾望寫在地球的表面上。在他們的故事中，其他的人類－追求舒適及情感需求的平凡人，那些必須為生存而掙扎的人－都只是可犧牲的物品，一個追求獲利的全球遊戲中的扺押品。而那些玩家們的慾望是永無止盡的。
現在人們已開始反擊全球化的過程，因為他們發現這個過程若不受控制，將威脅到他們的生活。這場戰爭在西雅圖，大堡，日內瓦，坎昆已經展開。我希望很快看到香港的加入。2005年7月在愛丁堡也將展開反貧窮遊行。
社會改革及反全球化之戰略
自我的政治覺醒之後，我有許多年是社會運動者。我相信草根民主，參與，和自治。我也反對列寧主義的成為社會先鋒，共產黨的原罪是在取得政治權力後便無可避免的走向威權與極權政體。因此我從不參加或組織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我也不曾以自由派民主的方式組織民主黨，先以選票取得政治權力，進而實施改革。同樣的，我也相信企業無止盡的尋求利益已導致剥削，不永續環保的發展，且最終將令世界落回原始蠻荒狀態。
我們的方式是什麼？
事實上，我們沒有策略－我們知道我們想要全面的改革社會。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有大多數的人民也有同樣的希望，有意識的以此為目標。我們相即使我們能動員五十萬人民上街，若這五十萬人民只是跟隨他們的領袖，而非有意識的明白他們在做什麼或要什麼，這也只不過表示領導者／組織者能的動員能力很強而已。
這不代表我們不動員組織，示威遊行與集會－我們都曾做過。我們也寫過文章表達我們的看法；我們印製傳單，出版雜誌；製作紀錄片；播放高達和拉丁美洲的第三電影。我們做過劇場嗎？剛開始時不多－在尼克森派B-52戰機轟炸越南時我們做過紙製立體火箭送給美國領事館。我們面戴防毒面罩，帶著急救箱集會抗議英國殖民者對示威遊行權的打壓及警察的暴力。
最後令我們感到劇場比政治演說和示威遊行更好的原因是它滿足了我們創作的衝動和需求。我相信這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我們成長中許多經驗，包括學校教育，抑制了這項創造力的衝動和需求。）受到了國外街頭劇場和民眾劇場的啟發，我們開始了劇場工作。我們在街上表演，在公園中，工人們身旁，社區中心等。因廣受好評，鼓勵了我們更多的創作。之後我們發現民眾劇場並非只是為人民表演，也是由民眾自己組成的劇場，而且還能以工作坊的方式讓民眾掌握劇場創作的方式（Boal的被壓迫者劇場，PETA的基本整合劇場藝術工作坊等），有系統的，在短期內學成。（24至40小時的工作坊便能讓參與者有足夠的自信嘗試以表演表達他們的想法。）民眾劇場工作坊是一個有參與感，創意，共享的經驗。在適當的指導之下能賦與參與者極大的力量。我們開始看到劇場工作坊與賦權，草根民主之間的關聯。從此我們便不停的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從未停止學習更多指導工作坊的技巧，成為更好的指導員。
我們將劇場工作與宣傳與實行草根民主緊密的結合，並尋找各種能整合為反全球化的活動。菁英主義的全球化是毀滅性的，將自然視為人類的原料，宣揚以新自由經濟為本，無節制的消費，最終會導向單一的文化。
我們舉辦國際性的工作坊，藝術節，劇作，文化交流，參與者是與我們理念相近，來自亞洲和其他國家的劇場工作者。他們也批評全球化，例如Offshore, Big Wind, Cry of Asia等。我們與外籍勞工進行文化計劃。
邁向社區文化發展
六零和七零年代對解放和自我命定的渴望至今仍然存在。不只是劇場工作者，還有許多其他藝術家，文化工作者，運動者等。而將我們整合在一起的便是文化發展的概念。
在此我引述Don Adams和Arlene Goldbard這兩位三十年來致力美國社區文化發展的工作者的話：“社區文化發展是藝術組織者（有時稱為社區藝術家）與其他人合作，透過藝術和傳媒表達認同，憂慮及渴望，目的是建立文化的能力，感到有力量為社會改革貢獻。在社區文化發展工作中，社區藝術家－不論是個人或組成團隊，以他們的藝術和組織能力促進社區的解放和發展，不論他們的組成是因地區性（如某一社區），共同利益（例如工會會員）或認同（如同一族群的成員），這項工作是以社區為基礎的。目標是團體而非個人。個人的問題被視為是共同意識和共同利益的一部分。
文化結合了所有人類創造的象徵，信念，藝術品，社會組織和風俗，也是這項工作的容器和內容。當我們談及文化，便是在敘述一個民族的“作業系統”，其基本想法，信念，以及風俗，以此為基礎，溝通才有可能。文化是所有選擇與後果的基礎。它包含了表達想法和情感的方式。它使聯結成為可能。在這個範疇中，透過藝術家的創作，由表達和溝通的慾望所驅動，個人或團體的創作，能表達最純粹和緊實的意義。
因此，文化，而非某特定的藝術形式－劇場，舞蹈，或攝影－是社區文化發展工作真正的媒體。所有藝術媒體或風格都是可用的，包括視覺藝術，建築和景觀設計，表演藝術，說故事，寫作，影像，電影，聲音，及以電腦為主的多媒體。活動包括了課程的學習，社區對話，社區地圖標示和紀錄，口述歷史的整理，社區空間的發展，議題導向的運動，以及表演創作，公共藝術，展覽，活動影像媒體，電腦多媒體和出版。這所有工作所帶來的一種強烈的，對文化價值的覺察及表達經驗，不論其結果如何，本身便已值得。
以下是社區文化發展工作者共同的價值。它們與那些帶來全球化負面衝擊的多國企業是全然相反的：
1. 主動的參與文化生活是社區文化發展的一個基本目標。
2. 所有文化本質上皆是平等的，社會不應宣揚任何一種文化是優於其他的。
3. 多元化是社會的資產，文化共和國的一部分，需要保護與培育。
4. 文化是社會改革的有效力量。
5. 文化表現是一種解放的方式，而非主要的目的；過程與結果同樣重要。
6. 文化是一種動態，不斷改變的整體，在其中製造人為的界限是無意義的。
7. 藝術家的角色是改革的媒介，比主流藝術世界的角社對社會更有價值。
然而社區文化發展在香港仍是一個新的概念。藝術家們所討論的社區劇場，社區藝術等都是以提昇社區藝術水準為目的，而沒有任何賦權或發展的思考。香港需要一種新的藝術家，能了解且認同社區文化發展工作的使命。確實也有越來越多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家了解，不論他們使用的藝術形式為何，他們所做的工作是相同的。這是藝術家們一項重要的覺醒，且很有機會開始與社區工作者／社會工作者聯結，因為他們也開始在社區工作中使用文化／藝術的方法。目前已有人開始嘗試結合社區／社會工作者及藝術工作者，所用的形式有一人一故事劇場，論壇劇場，立法劇場，和多媒體PETA風格，以永續的方式宣導賦權，團結，以及對香港社區的參與。
做為一個宣揚社區文化發展的工作者，我並不是主張劇場或壁畫的創作能替代其他促使社會更人性化，更平等的社會或政治活動。但這些社區文化發展活動是最能促進草根民主的工具。它能創造真正公民社會的技巧和價值：批判性的思考，反省自己的思考前提，訓練社會的想像力與富創意的問題解決，同時不忘個人的利益以及更廣大的社區利益。
要改善任何社會系統，不論它一開始有多少瑕疵，當人民進行社會想像力和文化發展的工作時若能意識到需要做的工作為何，及他們自己在當中扮演的角色，那麼改善的可能性便能大幅的增加了。
但同時也要記住，商業有經濟力量，政府行使政治力量，而我們，社區文化發展工作者則擁有文化力量。文化力量在選票與選舉，金錢，和商業的領域中是無用的。但它能揭示與意義，真相，倫理，道德，真實性，合法性等相關的議題。該是覺醒的時候了，我們這些社區文化工作者應該覺察到社區和人民在全球化的形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毫無疑問的，全球化的負面效應已在世界上造成浩刧，也有人有意在全球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砍伐雨林，拆毀所有的胡同和文化遺產，以摩天大樓取而代之，令千百萬人民陷入飢荒。。。但我能看見黑暗中的一線光明，因為我看到社區文化發展工作！
Acknowledgment:
Apart from the work of Don Adams and Arlene Goldbard,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lso acknowledges that his thesis/arguments have been inspired by Nicanor Perlas’s book on Globalization – Shaping Globalization: Civil Society, Cultural Power and Threefol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