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義工，昨晚與另一些關心三堆一爐撥款的義工在金鐘佔領區搜集市民簽名，促請泛民議員全力拉布，反對三堆一爐在財委會的撥款申請¬¬。
我們人手不多，只有兩三個人，各自背著大包細包的單張，拿著一塊簽名的膠板，一支筆，沒有摺櫈，隨走隨做。我們見到途經的人，便向他們講解聯署的內容，然後請他們簽名。由於周五便是財委會第二次審理撥款申請，我們的聯署是在周四晚才開始，時間緊迫非常，一切盡做。
我們的聯署大題上有「拉布」及「反對三堆一爐」字眼，在我碰到的人中有表示自己對拉布有保留，又或對興建三堆一爐沒有太大反對的。我認為這是證明了佔領區內的人都不是盲毛，也不是不思考受指使的。非凡的經驗是，在這個奇異的空間裏，差不多每個人都願意停下腳步，聽我講足五至十分鐘為何要拉布，為何反三堆一爐。在你來我往的討論後，他們在聯署表格上簽上名字，這些名字比過往街站上一聲「請簽個名」而得的，份量和質感都好像實在很多。
對三堆一爐這議題，要是花個功夫細閱政府及相關的資料的人，大概也會感到一切總是在勉力而為下進行。我們在政府提出「垃圾圍城」的恐嚇中，也許早已認定議案最終也會順利通過。但佔領區內搜集聯署的經驗，讓我意覺到，佔領區滋長了許多空間，讓人可以去想一些以前不會想的問題，除了政改，還有民生、政治、文化及生活。吾道不孤，尚有何止一二百個覺醒甚至關心環保的能士，他們開了田，栽著土、種著葉菜。那裏有不一樣的時間—空間，人若註足，就生文明，發展討論。
有對拉布有意見的市民認為拉布是消極的做法，議員們應提出可行方案才是；又有市民認為擴堆填建焚化爐是可以的，不然難以處理垃問題。但其實這兩種看法，都被政府那「迫近眉睫」的說法限制了。
拉布是議會抗爭的手法，是為了回應著議員失衡而作的。以往市民都認為拉布都是不務正業，甚至認為是逃避議事的手法。但從新界東北過財委會撥款一事上，市民大眾都已親眼見到上屆主席吳亮星的劣質主持會議手法，驚訝原來可以咁暴力！議會內泛民議員原來只能透過拉布，陳情說理，揭示建制派和政府如何強行通過撥款的荒謬。這次財委會審議近三百億的三堆一爐撥款，市民對幾個月前的事記憶猶新，我只需為他們說出拉布時可以提問有關三堆一爐「未解決」的問題，與及新任主席張宇人在上周會議上對議員發言的限制安排時，他們便心裏有數，知道在這有限的時間內，根本無法問清楚他們在我解釋後都認為複雜的難題。拉布的目的，就是要政府撤回議案，回去再好好地做研究，為市民所關注但在「迫近眉睫」的說法下被禁止問個究竟的事情作具體的回應。
對於有市民說不反對擴建堆填區和興建焚化爐，這個問題就更容易解釋了。撥款申請的項目在處埋廢物問題上叫做末端處理。在這之前，還有源頭減廢、循環再用及循環回收再造可以做並更應該做，這才可更有效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我在金鐘的佔領區就近立法會門外，我只須一指大家就明白。其實政府在提出2011年的回收率有48%，並說會在未來十年做到55% ，因此尚有45-52%的垃圾無法回收循環再造。但明明白白的是，在佔領區，特別是某些有經驗的朋友，他們基本上在那裏就實踐著高達90%以上的回收行動。對政府那48/55%的數字我們固然有保留，認為這個數字都是作大了；即使當這數字是真確的，我們也必須指出，只能做到55%的回收率，對一個文明發達的城市仍是不可接受的低！
與我交談討論回收實踐的朋友，他們隨口便說出了許多外國的經驗，如何去到外地街上沒有垃圾筒，垃圾要自行處理，就是遇到垃圾筒，那也是要考你如何分類才能扔進去等等。要知道香港的橙色垃圾筒與三色回收筒的數量是不成比例的。掉進去的垃圾究竟最後如何？若不是殊途同歸去到堆填區，是否會因回收業不振而最後不負責任地運到大陸去？這些擁有國際生活經驗的市民，他們在日常家居生活中，已實行源頭減廢及循環回收了。而基層家庭因清貧節儉，根本就過著不浪費的生活。餘下的且是最主要的垃圾生產，就落入工業界、旅遊、飲食業，他們是最大的廢物生產者。試想想，政府若向建築商徵收與外國相約的建築廢料處理費，又或向飲食業界徵收合理的廚餘處理費之類的費用，這些廢物源頭生產者，必然因應經營成本而減少垃圾生產。但政府一直在徵費事情上，沒有向這些大財團與大企業埋手，原因不會與立法會議會仍有功能組別向財團傾斜無關。
悲觀地想，三堆一爐可能最後都會通過，但香港人絕對值得在明明白白下，著實不會因為政府放軟手腳不做好源頭減廢、不向大財團和涉及利益的功能團體徵收合理的廢物處理價格、與及欠缺做好環境影響評估等情況下通過撥款。說到這裏，我想就算不反對三堆一爐，也應要反對這次三堆一爐的撥款，不然我們怎樣說我們的佔領是為了公義和公平？正如我們都想要普選，但給你的普選，內容成疑且含有許多有害未來發展的成份，這樣的普選不能不堅拒吧！
其實前途滿希望，又何需悲觀得太早呢？你說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