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在天星碼頭外講的民主規劃，五年後在菜園村開花結果。
阿藹對上一篇編輯室周記，描繪出一張令人憂慮的圖畫：facebook式的動員和資訊生產﹝以菜園村為例﹞，有愈趨封閉、愈鑽愈細眉細眼的傾向，而且不重視運動成果的連結和提升，公共性不足。人們沉迷於非常局部至外人不明白的「戰役」，不知大範圍的「戰爭」形勢已一落千丈。Fung huen在回應中引用喬姆斯基，提出香港社會運動因為缺乏資源，在各方面都缺乏累積和傳承。肥力和yc的回應則指出兩種具體困境：一是運動員只管向前衝，卻沒有多花時間經營論述，因此做出來的突破轉眼被主流輿論磨平掉；二是蘊釀動員能量的蹲點式組織工作不夠人做，而正在蹲點的組織者則無餘力搞串連，令社區運動在同一時間只局限在幾個點上。
各位提出的擔心也是我心之所繫，就趁二○一○年將結束，按我和一班朋友在這幾年做的事，提出一些想法，希望引起討論。
●將小事公共化成大事：inmedia實踐的來路
沿着我在〈民間記者平台、社會運動起點、還是新聞網站？〉一文的思路，inmedia﹝或其他網上新媒體﹞其中一個發力點在於：從網上資訊生產開始，繞過現存的資訊流通及權力網羅，建立異議政治的據點，繼而嘗試開展組織工作。由於地區的資訊流通及權力網羅較小型及防禦力較弱，因此亦較容易開展工作。Imedia提倡透過民間報道介入社會，從逐步培養公民主體性和行動力的考慮出發，以小見大是順理成章的操作方向。
專業新聞實踐中，「以小見大」是重要的手法：透過報道一時一地一人的事，去展現更大的與公共利益攸關的議題，將個案的公共性盡量發揮。Inmedia的民間記者以報道地區事件開始，將原來被地區權力網羅壓住的事情﹝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區議會、街坊組織、村代表、鄉事委員會、學校、社福機構等﹞，提上「全港」的層次，再用新的實踐﹝文化導賞團、跨區派刊物﹞引入地區外的人，以﹝主要是互聯網上的﹞「全港」之力改變地區，同時以改變地區為改變「全港」的一步。由於香港中央政府高度集權，這套推進邏輯也特別管用，因為決策的都是中環中央政府，地區網絡主要的工作是協助遮蔽議題，讓中央權力順利運行，因此當對抗性一強，現存地區網絡很容易招架不住，將責任卸給中央，地區社會運動也就成為「全港」關注的焦點。簡言之，香港的集權制導致很強的槓桿效應──改變地區就是改變香港。
灣仔利東街、深水埗重建區、沙田中文大學幾棵樹、中環天星皇后碼頭、石崗菜園村等都事例都可茲說明。
○六年初的中文大學「攬樹立人」。
●地區運動的專注介入不等於沒有公共性或封閉
阿藹和肥力的發言主要是以菜園村為例，就是菜園村搞得太耐，吸去太多人，洗了太多次版﹝包括facebook和inmedia，而且太多動員式文宣，太少討論﹞，用肥力的話是：太專心。
過去幾年，我投入了三次地區社會運動，時間確是愈來愈長：
○六年二月至六月﹝四個月﹞ 沙田中文大學保樹立人
○六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十個月﹞ 中環天星及皇后碼頭
○九年二月至今﹝廿二個月﹞ 石崗菜園村
由「四個月」到「十個月」到「廿二個月」，我不認為可以用「太專心」或「太投入」來解釋，而是基於三點，﹝一﹞個別社會運動的發展條件、﹝二﹞近年地區社會運動的累積、﹝三﹞組織者的經驗累積和能力的提高。三者互相影響，另外我亦要提出三個有關公共性的觀點，﹝一﹞不同性質和長短的地區社會運動能發揮出不同的公共性，在不同的環節推動社會進步；﹝二﹞無論投入時間的長短，不打算參與地方選舉的外來運動組織者，總會以藉運動影響整個社會為目標，並以此合理化自己的投入程度；﹝三﹞媒體工作者通常想「講先於做」、「或者講做同時」，但地區運動組織者對公共討論發生的時間不會抱着愈早愈好的想法，有時更傾向「做完先講」。
用這些觀點去理解菜園村運動，參與者不是因為「太專心」或感情太深而過份投入，卻是因為我們判斷，在目前的形勢和地區社會運動的累積，菜園村運動有條件讓我們投入、值得我們投入、而我們也有比以往好的能力去投入。以個人為例，當初之所以投入菜園村反拆遷運動，是因為在零八年時，眼見市區重建和歷史建築保育的角力觸碰不到較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空間改造，例如公路或鐵路等基礎建設，以及深港融合和珠三角洲一體化等區域層次的規劃，所以希望藉投入菜園村村民的抗爭，一方面將高速鐵路的規劃問題化，另一面則學習參與居民抗爭和新界鄉郊歷史。我五月開始和菜園村村民一起策劃菜園村導賞團﹝辦了一年多﹞；九月時聯合慢慢發行動組開始立法會游說工作，逐步將問題提升至高鐵規劃；十一月底的遊行促成了八十後反高鐵青年的出現，運動變成為挑戰香港整體發展路向及政治經濟權力被壟斷的問題；接着就是由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策動的群眾運動階段，以一○年一月十六日立法會通過撥款告終﹝或者說延伸至五區公投和反政改方案動員﹞。
在那個關頭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挾着反高鐵的餘熱繼續挑戰大尺度的不民主區域規劃或融合大計，二是回到菜園村，與村民一起探求高鐵撥款通過後的出路。前者行不通，因為香港市民或組織者還沒有習得批判資本主義下大型城市規劃或產業規劃的能力，到反高鐵的群眾動員階段，市民能明白的兩組關鍵詞還是「浪費公帑」或「功能組別壟斷權力」﹝長毛是少數會從批判資本主義的高度反高鐵的政治人物﹞，因此反高鐵的群眾力量在一一六後順理成章轉化為反政治特權及之後的反地產霸權運動。
選擇第二條路回到菜園村的，除了原來的地區運動組織者外，還有一班八十後高鐵青年。由於反高鐵群眾運動的力量，菜園村村民得到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非原居民農村集體搬遷，重建耕住合一的生活。這個機會令我們可以沿着利東街、藍屋、深水埗和天星皇后的運動軌迹，把民主規劃從示威口號變成真正可以實踐的事業。剛才我提到，菜園村運動有條件讓我們繼續投入﹝因為反高鐵運動造就了重建家園計劃的可能﹞、值得我們投入﹝因為能進一步提升由市區重建運動種下的民主規劃種子﹞、而我們也有比以往好的能力去投入﹝因為在市區運動中已聚集了一些有社區營造經驗的運動員、專業人士，參與規劃這個概念亦早已在熱心市民中廣泛流傳﹞。當然，政府「唔會咁順攤」，重建家園計劃後來因牌照、買地，現在因路權問題舉步維艱，但這些難關亦正正為我們開啟了了解新界鄉村政治運作的門路。新界鄉村村代表選舉一直沒有進入公共論域，只是偶爾看到有關村代表選舉的暴力新聞，但是，透過菜園村關注組、再加上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和骨灰龕大聯盟的地區角力，inmedia的民間記者在今屆村代表選舉中將有能力寫出更深入的報道，把長期處於暗室中的鄉事委員會選舉及其在深港融合及新界豪宅化等趨勢上的關鍵角色牽扯出來。按上述脈絡開展公共議題，用的依然是「以小見大」的手法，只是在群眾運動高潮後的「建立」階段，工作需要更長時間的蘊釀和投入，而累積起來的東西也未必能立時轉換為有推進力的公共論述，需要等待時機。
長話短說，只能略談菜園村生活館和菜園村巡守隊。以八十後青年為骨幹的菜園村生活館，接上的是另一些社會運動脈絡──在香港較少人談論的永續農業﹝聯合香港永續農業關注協會等網絡﹞、在各區默默耕耘的社區經濟實踐、以及按理念共同生活的公社運動。菜園村生活館的實踐是為新界鄉郊保育運動填補空白──當本地農地被政府的放任政策打殘，主流的保育新界鄉郊論述只剩下「後花園」三個字，菜園村生活館﹝和被地產商及原居民村落邊緣化的在地生產者﹞要做的是將永續農業、社區經濟和自主生活等理念重新植入保育運動裏面。眾所周知，「後花園」自然保育論述和「歷史建築保育」一樣，可以輕易地被「改良後」的資本主義區域規劃收編，菜園村生活館、菜園村重建家園計劃希望和其他地區社會運動據點聯合，一邊成為難以被主流論述吸收的進攻陣地，一邊突破地區政治壟斷從而拓展更大的公民社會活動空間。
菜園村巡守隊──創造新的介入位置。
菜園村巡守隊也不是無中生有的名目，而是參考新界鄉村傳統、中環皇后碼頭運動以及台灣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後創造出來的新介入位置。動員全港各區市民來到某個特定地方，無論是參與導賞團、音樂會或者巡守，本身就是開放的公共性的體現，來菜園村巡守，就如來菜園村採訪寫民間報道一樣，心裏除了有菜園村，也必有更大的懷抱，那可能是香港、可能是所有受壓迫的人。菜園村巡守隊作為行動者，其盛載的內容及投入的程度比起遊行或集會參與者又多了一重，參與者在過程中亦多有收獲，實在有進一步發展和組織的潛力，粉嶺馬屎埔村近日被地產公司迫遷，村民和支援者亦已成立巡守隊，甚至已有人提出成立新界聯村巡守隊，作為反迫遷的重要支援隊伍。
●低度組織下的地區社會運動擴散，下一步如何？
上一節用了較長的篇幅講解菜園村運動，歸根結柢是希望指出，運動發展過程中，不同陣營的側重有所不同，是走對了路還是走錯了路，請大家評議，可是若說參與者或組織者變得缺乏公共性，則與事實剛剛相反。另一種很流行的說法是，因為你做了這件事，所以其他事就沒人做了。幾年來在inmedia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說法，因為你唔寫，所以呢件事冇人寫了。編輯部的一貫回應是：inmedia是一個開放的平台，對作者並沒有審稿制度，與其等人寫，不如自己試下寫。「因為你做了這件事，所以其他事就沒人做」，若果要我回應，我會說：現在我正在做的事值得去投入，結果可能是我不能再做其他事，那是事實，也是目前的組織條件使然，只能寄望更多人自發起來做事，而且香港的確有愈來愈多人自發起來從事地區社會運動，即時想起來的例子有：
○八年至今的尖沙嘴巴士總站保留運動；○八至○九年的大埔龍尾泥灘保育運動；九○年代開始，○九年重燃的粉嶺農村保育運動；聯區反對新市區重建策略；○九年至今的順寧道重建影響戶抗爭及深水埗重建區參與規劃；今年則有標榜廿一日搞掂的大浪西灣「保衛戰」；民主黨元朗區議員鄺俊宇於九月至十二月在facebook和元朗市中心發動 的南生圍保留運動；年中開始反對私營骨私龕強徵土地房屋的聯村抗爭；保留政府山運動則有公專聯和中西區關注組牽頭。
如此紛繁多元的城鄉抗爭，按「以小見大」的進路從四方八面衝擊着現有的地方權力架構和中環管治核心﹝當中只有極少數是由大型非政府機構和社福機構領導﹞，令更多市民成為有行動力的參與者，這都是與inmedia多年來的實踐和倡議深深契合。
互聯網令資訊生產、連繫和組織形式重新洗牌，在這個化整為零的時代，人人都識得講：「唔好問點解呢件事冇人理，要問點解自己唔去理。」這種想法在一開始時很有爆發力，中文大學斬幾棵樹也可以鬧上港台自由phone，並引伸至沒有樹木法的公共議題，但到了幾年後的今天，我們似乎已來到一個新階段﹝或曰組織瓶頸﹞：反高鐵有幾千人包圍立法會，菜園村反拆遷會有幾百人赴會，前幾年的行動個個熟口熟面，現在大多不認識。當參與人數﹝包括facebook﹞以幾何級數增多，近年來沿用的「鬆散決策網絡 + 互聯網動員」模式是否已落後於形勢，導致大部分參與者因缺乏指導而難以堅持？在培養有行動力的公民和經營社群方面，inmedia獨孤一味叫人以民間報道開始介入，在facebook年代是否還管用？現在各區已點起了的火頭較四五年前倍增，「點」和「點」之間又可以如何連結但又不會重蹈八十和九十年代居民運動聯席衰落的覆轍，對本地政治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阿藹在回應中提到的「蕃薯藤」運動﹞，或提出更深刻的政治倡議？facebook擴展了連結的可能，但也決定了介入的方式和程度﹝join、like、share﹞，有沒有可能因應facebook或inmedia目前的缺點來開發新的連結工具，以促進更進深的投入？
趕住出門，先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