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冠聰說了一句「有些人是在最後一刻留守而非留守到最後一刻」，給人放到很大，連國師都說是佳句，可見人們對某些人的討厭程度。但我想他更想表達的是，我們對佔領區內不同人的謝意，這應該是學聯人的共同情感吧，總有某種程度上覺得虧欠了他們。就算我不是甚麼知名人物，從佔領第一天到昨天，也有認得我是學生、是學聯的，便會跟我說「辛苦你們了」或者「多謝你們為香港付出那麼多」之類，甚至會激動落淚。的確會覺得愧疚的，我們心知有更多不是學生的人，為了這場運動，為了這個城市，掉了工作失去事業甚至頭破血流，付出的遠比我們為多，卻得不到這樣的關心。畢竟我們做得最多的，可能只是在某個地方開會，而且做的決定也非正確無誤。
但我也害怕會墜進誰人付出多少的迷思，這樣往往會成為惡性的紛爭，人與人間的關係始終不能以多少去量化。如果把對方當作人來看待的話，也很難放在同一把尺上去比較，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背景生活。在這場運動中，最重要的是我們面對自己時的真誠。昨天帶了卡繆的《反抗者》入警署看，反抗者意識到痛苦是集體，於是為共同的命運而反抗，從而讓我們由孤獨走向團結，由個體走向公共。當中說到「任何反抗行動的訴求都超越個人」，反抗的意義在於那一刻的無私無我，為了與他人共同的理想而突破自身平常的規限。一個人為了民主自由而忍受髮膚之痛，為了協助佔領而放棄工作，自然值得敬佩。但相比起僅是為了支持學生而偶爾到佔領區一趟的人，付出誰多誰少並不重要。若果後者平常時不多出門，抑或是根本反對民主的，因為看見學生受到的不公對待而走上街頭，我們怎能不對他敬重呢？在共同的荒謬面前，每一個反抗者都應是我們的戰友。這種團結奠定了所有人首要價值的共通點，卡繆如是說。
故意寫這段話是因為我實在討厭佔領者間的內訌。前線的人指責旁人不敢上前線，付出了的人指責旁人付出得不夠多，為甚麼要這樣呢？無可置疑的，願意走上前線、願意犧牲的人，值得所有人的掌聲和敬佩。這種敬佩是因為他們為我們一致的理念而付出，任何人都感受到他們的無私。但若果這種無私轉化為對他人的埋怨、指控，便是一種自我的表現，由無私轉為有私，即是失去初衷，失去了真誠。這正是令人痛心的地方所在。當然，我不是說運動中要團結到不可有紛歧，不可有批評。而是，這種路線之爭，不應淪為敵我矛盾，僅此而矣。至於那些自己不能被捕，但要別人流第一滴血的人，更是惡毒得不能言語。我真不知道，連把人視為目的而非手段的基本價值都沒有，他們抗爭的意義何在。「評論每一次反抗的行動或結果時，都要檢視它是否忠於崇高的初衷，或者疲軟或變了調，乃至於忘記初衷，沉陷於殘暴專制與奴役。」
至於那些尊貴的人們，他們使人反感的原因亦在於此。這並不因為他們付出較少，或是他們的努力不夠，事實上可能他們付出的比其他人更多。但問題是，這種付出背後總有種計算在內，走每一步都害怕會輸掉現有的一切。即使去到最後，人們還是看不見他們的真誠，這才是問題所在。
批評夠了，最後還是反觀自身。這場浩浩盪盪的佔領運動似乎快將結束，如果不是已經結束的話。有時會問這場運動得到了甚麼、自己在其中又學習了些甚麼，答案可能會使人灰心。但我覺得，如果在這七十多天中，有那麼一刻我們曾經為著這個理想，突破了以往的自己，跨過了以往的恐懼、自私、計算，無私地付出過，不管這種付出多麼輕微，至少可以無愧於心。就算我們付出的、學到的、得到的可能可以更多，但長路漫漫，勿忘初衷，道上總有機會。
佔領七十多天，當初的政治訴求並無實現，政府毫無退讓，自然難稱得上成功。但某些人不斷定性為失敗並加以嘲諷，我也看不見有何反思性的意義。畢竟香港的政改運動尚未完結，民主之路更是遙遙，成敗還定得太早。只是這樣完結的確使人挫敗，我看見今天有人分享陳為延的一番話，他說「所有過往曾經偶爾想像的『勝利時刻的狂喜』，根本並不存在。所有的『勝利』，伴隨的必然都是未竟其功的沮喪。在高牆面前，從來沒有過真正的贏家。就好像那個一心想把石頭推上山、卻又一再滾落谷底的人。他很早就預示了：政治，必然是一種令人沮喪的志業。」抗爭的結果，固然常常令人沮喪。但當我們回想這一切之時，會發現在過程中我們能看見人類的光輝。在最醜惡的時代，都總有逆時代者的出現，納粹之下都有舒特拉，而且我們不是孤身一人。對我來說，這是抗爭最大意義的所在。正如卡繆在《鼠疫》中寫下一句：「我們從疫災中學到的教訓，那就是人類值得讚美的地方比應受鄙夷的地方更多。」
荒謬的時代未曾過去，但我們仍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