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包括小弟等本報多位作者由日本震災反思了澳門的防災減災的問題，本期本人嘗試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日本地震，即日本人的「民族性」問題。由於中國和日本在歷史上的複雜關係，特別是自福澤諭吉看見中國被歐美列強欺凌後，提出「脫亞入歐」論，同時由於明治維新，使日本一躍成為了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與歐美平起平坐。中國人─例如孫中山、蔣介石、魯迅等─即對本來只視之為中華文化邊緣的日本的興趣大增，希望好像日本人那樣做到「富國強兵」。另一方面，中國人對日本人在一九四五前六十年來的對華暴行至今仍然無法忘記。可是，日本人在戰後又迅速復興，一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裡，我們對日本人的觀感，要麼就是祖輩的「蘿蔔頭」、「架佬」或者是「輪大米」，要麼就是像不少年輕人眼中，是流行文化的根源，日本成為了一處朝聖地（後來隨著韓國流行文化的興起，又演化成為「哈韓」）；相反國內的憤青，則恨不得日本成為一片「核污染區」，日本人隨之而消失於世上。至於更多的一般人，是感嘆日本人的「武士道」，或者是日本人的勤勞、團結、忠誠（最經典的就是以「過勞死」的員工為代價的「終身僱用制」，最新的例子是「福島五十死士」）。事實上，我們的日本觀是有缺憾的，很大程度上是以為日本只有東條英機一類的精英，或者少數為日本侵華而承擔民族罪責的仁人義士，其他一億二千六百萬人民就只是活在「日本人」這個過度概括的詞彙之中。
一百多年來，日本還是有人不願意順從於資本家及軍國主義分子及其領導的主流社會，以及後來的美國的。熟悉中國知識史的人都知道，現代中國人所認識的很多詞彙，特別是社會科學的詞彙，是由日本進口的。這其中包括了「社會主義」。早在一九零一年，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日本社會民主黨成立，但旋即被日本政府鎮壓。一九二二年，即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一年，日本共產黨亦宣佈成立。他們當時的主張包括廢除君主制、成年男女普選權、八小時工作制、累進稅制、沒收大地主土地歸佃農耕種，並撤出當時的殖民地，包括朝鮮和台灣。除此以外尚有一些例如勞動農民黨等的合法左翼政黨。這時期最著名的左翼人士相信就是小說《蟹工船》的作者小林多喜二。當然，此等政見是不容於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在二戰結束前日共一直是非法政黨（一九二三年的關東大地震，日本亦藉機鎮壓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
戰後日本左翼活動復甦，大學生發起「學園民主化鬥爭」，以反對法西斯的大學教育。日共獲得合法地位，並準備發起全國性罷工。但很快日本被美國納入其東亞戰略之下，成為反共的後援基地和櫥窗（經濟發展與自民黨的「五五年體制」），而日共亦放棄武裝鬥爭路線。和當時西方共產主義運動一樣，日本左翼運動在一九五零年代斯大林死後發生了分裂，首先是日共和學生運動的分裂，而後是新左翼內部的分裂，甚至出現流血的衝突。雖然如此，我們可以在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戰、反美日安保條約等運動中看見新左翼運動的身影；當然當中有一些人為此實施恐怖手段，即著名的「赤軍旅」。目前，他們主要活動包括了支援反對成田機場擴建計劃的農民（這是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一部份）、部落民（昔日的賤民後代）的平權運動、反對強拆露宿者帳篷等。很多變成了非牟利機構，例如消費者合作社網絡。這也在韓國、台灣等地形成影響。
隨著時間推移，地震背後更多的人禍因素正被暴露出來，例如核電廠設計落伍、東京電力高層地震當日仍然花天酒地，以至是在日本這個地震頻發的國家居然興建五十五座核電站，原來是源於戰後盲目追求物質財富和安逸的價值觀（會不會也像香港那樣，鼓勵企業浪費而叫小市民節省？），東日本缺電竟然是因為私有化政策下，西日本公司見死不救。面對一個資本主義的日本，日本人民也開始反省這個欠人性、不人道的制度，行動起來了：「革共同（中核派）」不但在災後馬上發表聲明譴責政府意圖藉災復活舉國體制，更在三月十七日發動了災後首次遊行。我們還要學習人家的糟粕嗎？
題外話：就本月四日題為《澳門的資源危機》的一篇文章，有人提醒農業是一項長期工作，不能一時貪圖新鮮，「玩玩吓」。本人很同意這個觀點。為已經告別漁獵生活的大多數人而言，農業是身家性命，絕不可輕忽視之。近年新興的觀光農場，在中國一般都是經濟發達的珠三角、長三角以及北京周邊的地區，它們種的東西一來多數是副食品，而且是高價品，是不能夠解決糧食危機的。這樣更不能幫助絕大部份農民擺脫困境，只會像房地產開發熱一樣，進一步讓少數人富起來。
延伸閱讀：
《別當日本「文明」的奴隸》http://blog.roodo.com/torrent/archives/15369273.html
陳映芳，《面對災難，日本國民不會隱忍》，南方都市報，2011/3/20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1-03/20/content_2155458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