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終審法院拒絕批出上訴許可，所有在2014年所發生的「刑事藐視法庭案」有關定罪的上訴經已終結（目前只剩黃之鋒及劉鐵民就刑期上訴的案件）。
本案的背景是2014年10月學聯及政府對話前夕，潮聯公共小型巴士有限公司及兩個的士業工會入稟申請臨時禁制令，11月25及26日旺角正式清場，當日我、黃之鋒及岑敖暉等被捕，控以「刑事藐視法庭」及「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後來控方因被我等指「一罪兩告」而撤銷「阻差辦公」的控罪）。
審訊中，黃之鋒及岑敖暉等公民抗命，承認控罪；而我及社民連另外三名成員及幾位被告則不認罪，打算循司法途徑鬥爭，當時的想法是，這是一宗香港史無前例，民事程序而具刑事性質的案件，這也是特殊罪行，有法律觀點未釐清，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在審訊中處理，並在審訊中透過盤問證人反映更多當日的情況，所以決定抗辯到底。
在審訊中，控方證人執達主任承認我所提出的問題（例如「人是否障礙物？」或「紅帽子（清場人員）有沒有授權書？」）合理，並進一步同意他們由頭至尾沒有回答我的提問，一路走避，他們亦在庭上清楚說明我沒有攔阻他們去路。最終因為紅帽子清場不力，造成混亂，執達主任請求警察協助，而早已準備清場的警隊就入場驅逐群眾，終將我等拘捕；被捕時更將我拖行至亞皆老街，壓倒地上拳打腳踢，弄得我耳朵流血，眼角有瘀傷。可惜，原訟庭陳慶偉法官最終判我有罪，指責我「奚落申請人律師」及「煽動示威者對抗」，並處之4個月15日監禁。我繼續上訴至上訴庭，結果亦被上訴庭潘兆初法官指是「干預司法，侮辱法治」。
然而，我已多次說明：論政見，梁振英及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推行民主普選，亦有責任與抗爭群眾對話；論執法，警察有權力有能力執法清場；結果，政府為免直接與公眾對抗，遂由親建制組織出手入稟法庭，利用法庭權威驅散佔領群眾，消減政府面對的群眾壓力。很遺憾，法庭的角色退後到與執法者同一陣線，沒有為香港公民的示威權普選權說句公道話，自是，我當然成為藐視法庭的兇徒，我不介意，亦不後悔。
這次上訴要爭議的，是「刑事藐視法庭」在這類型的情況應該要有比其他藐視法庭的情況有較高的檢控標準；原因很簡單，因為其他藐視法庭的形式，不是在法官面前扔鞋，就是將法庭的相片放上網，清晰直接，簡單易明，所以只是講「基本意圖」即可；但今次，禁制令內容複雜，但若只講「基本意圖」，即有路過的、阿媽搵仔的，一律都是「藐視法庭」。為此，為甚麼不要爭議這個法律觀點？
的確，終審法院大老爺們都很聰明，他們直接指出我最不容易爭拗的觀點，就是即使要加上「特定意圖」的標準，以我的作為，也是充份證明我已違法，因此在無勝算的基礎上，不批准上訴；我不會說他們極不合理，我只能說他們沒有開明的心和眼界去釐清這個重要的法律觀點，而且，我也許不是個很好的上訴人，但我希望別人明白，除我以外，即使我花了些時間說服，比我有更好的事實背景的人仍不願意上訴，因不想再糾纏訴訟，而願意上訴的又不能得到法援，最終因不能應付龐大訟費而被逼放棄。對我而言，既然能夠仍在司法上有爭議空間，就要每一步都做到最盡，這樣才對得起已服刑的自己及其他同案戰友。
在本案，我早已服刑完畢，因此我渴求的不是減刑，亦不是脫罪逃避刑責，而是終審法院能將此類型的「藐視法庭」罪行檢控標準提高，以免讓更多人墮入法網，我亦希望提高政權檢控成本，以後不容易透過此法來驅散群眾，踐踏我們的集會權利。然而，我失敗了，多少有點失望，但縱使如此，抗命行動絕對會繼續蘊釀及發生。正如美國法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所言：「We cannot assume, in other words, that the Constitution is always what the Supreme Court says it is.」，以及他所提到的第三類型異議份子，我認為抗命者最終服從的不是政府權威，也不是法庭命令，而是服從自己的良心及理性判斷。誠如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早前所言：「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無論你想做什麼，為了法治，我們一定要推進民主，但法治不應成為延遲民主發展的藉口。」
真正尊重法治的是追求民主，敢於抗命，承擔刑責的我們；真正侮辱法治，藐視法庭的，是以法庭為擋箭牌來踐踏人權，阻撓普選的梁振英！
*最後，必須感謝李柱銘資深大律師、潘熙資深大律師、鄧鈞堤大律師、黃宇逸大律師及所有協助本案的戰友（包括黃啟暘博士）和同案戰友們。
附載：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法庭不是政治工具──佔旺（彌敦道）刑事藐視法庭案陳情書（案件編號：HCMP 798/2015）
Ronald Dworkin, 1968, "On Not Prosecuting Civil Disobedience" fro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法夢」黃啟暘 Edward Wong 就本案評論
包致金：香港民主停滯不前 急需重新啟動
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