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巿令人嚮往之處，是因為其多元，在那裡可以包納不同國籍、身份、語言、想法、立場、性向、生活取向等等的人，在那裡， 人們可以躲起來，可以和不同的人偶遇，可以沉默，可以喧嘩，可以睡在街上，也可以在密集的樓房裡佔據一處寓所，可以隱蔽，可以不斷加班，可以瘋狂購物也可以拾荒。
可是當城巿過度發展，街道上過多的欄杆、昂貴得足以令人付上一生才能買到的住所、貧富懸殊的嚴重差距、無處不在的互相監視、被財團壟斷的商店、被強拆和強佔的房屋、傾斜向權貴和商家的法律，使城巿成了一個密封的煉獄，在那時候，「城巿」本來有著的生命力和可能性正式消亡。
以上是剛過去的周日，我在澳門何東圖書館的講座裡的其中一段講稿，那時候，播放了一段在2010年訪問馬屎埔村民Becky的影片，因為她和她的家人，正是在城巿裡堅守著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三代住在田邊耕作，早已在土地裡種下了自己的根部，遷移就是滅絕，對於高度發展的城巿來說，這無疑不可思議，然而他們的存在提醒著整個城巿，跟土地的連結，是生命裡重要的一環。
前年五月，新界東北的發展方案，在立法會裡被吳亮星粗暴通過，兩年後的昨天，堆土機已輾在農田上，農夫和守田的人被捕，包括Becky父親，至於沒有被捕的人，全被數十保安員架著脖子抬起四肢扔到外面去。警方沒有動手，在一旁支援保安員。
食物和房屋本是人的最基本需要，然而本地的蔬菜自給率一直處於極低水平，在可見的未來，所有農地將會被商家收購建築一幢又一幢本地人窮盡一生也沒有能力購買的房子，而我們可以選擇的只是，從內地供應，缺乏食物安全管制的蔬菜。而那些被發展起來的農地，只有極少量的部分會興建公共房屋，受惠的人又能有多少？更重要的是，整個收地的程序，沒有執達吏在場點算財物，只有保安員，在警察的保護下，使用他們喜歡的方式，制服守田的人和農夫。有人問，那些地如果是屬於業主（地產商），那麼收地也是合法的程序？可是在現在的香港，合法和合乎公義情理之間，卻有著愈來愈大的差距。法律的訂立，原是為了以一種比較文明的方式，保障社會裡的每一個人，都能以公平和公義的方式共處。三代守在田邊的農夫，雖只是以租用的方式駐守農田，而經過這麼多年，業權幾經易手，最後在價高者得的情況下，讓地產商佔有，如果金錢的價值高於食物供應、多元生活方式的維護、人們安居的權利、免受強拆迫遷恐嚇的自由，這裡除了腐壞，還剩下什麼？
高度發展的城巿，如果終將成為一座沒有人想要越獄的牢房，那是因為過長的工時和習慣忙碌的生活，使人失去了跟自己、他人和土地的連結，沒有時間思考一切事物的關連和源頭，才會輕易接受或難以追究當權者的種種謊言。可是，一個城巿的荒謬，單靠幾個權貴並沒有辦法創造出來，它必須仰賴大量不欲質疑而且早被繁忙生活磨蝕得足夠冷漠的人日復日選擇忍受而不刺破謊言。
在守護馬屎埔的事情上，我一直做得很少。心裡慌亂，再翻開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幸好，經過大量殘忍的，猶太人天真地為了自保，選擇犧牲同胞的章節後，讀到丹麥和義大利如何對應德國「淨空猶太人」的要求。在幾個對反猶太事件中，不欲跟從希特拉指示的國家中，只有丹麥提出了明確的拒絕。
「丹麥的情況完全不同，當德國小心翼翼地提出讓猶太人別上黃色臂章的提議時，丹麥政府只表示，如果要實施這個措施，國王會首先別上臂章，而政府官員則謹慎地指出，只要實施任何反猶措施，他們便會立即辭職。⋯⋯這群猶太人得救並非因為無國藉狀態，而是丹麥政府已經下決心保護他們。因此，二戰期間，丹麥完全沒有實施任何重要的解決方案的準備措施，而納粹將驅逐任務延後至1943年。」
讀到這一段我終於大哭，家裡的貓以唯一的眼睛緊張地盯著我，焦躁地叫了起來，而我無法跟這頭來自衙前圍村的貓解釋，就像牠生活過的街道被強行收購重建，居民和小店被迫遷，大量流浪貓無處可逃終於被一群好心的人救起來，而在暫託期間，這貓跟另一隻貓打架而失去一顆眼球，輾轉來到我家展開艱難的關係那樣，這樣的事，將在這個城巿裡重複地發生。
不久，貓走過來伏在我身旁沉沉睡去。我想到，在那場大屠殺之中，是什麼阻止了更多殘酷的送命事件發生，是人性中沒有理由的善。而人性，不在政府那裡，不在別人那裡，不在外面的世界，它在每個人心裡，只消透過肉身行動把它實踐出來，堅決地。在納綷的滅絕猶太人計劃中，是什麼令執行人員終於不願盲目服從上級的命令，是勇敢堅決地表達的人性的決定。
做該做的事，做可以做的事，做能力範圍內的事，不管那些事情多麼微小。如果沒法到村裡留守，跟村民在一起，可以捐款給馬寶寶社區農場，讓他們在收地之後可以恢復農墟的運作和支付守村日常開支，或告訴身邊的人在城巿的一端發生了這樣的事，如果沒法捐款或討論，嘗試寫一些文章，如果不寫文章，發佈這些不會在主流媒體看見的消息，如果不想發佈消息，思考這件事跟自己的關係，如果不明白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多關心自己和這個城巿的一切。這是我有限的腦袋所想到的，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實踐藏在心裡的人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