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抗爭者（我大約理解為80後）較之過往的政治參與者，其中一個明顯的分別在於對時代的分析。新一代在其成長的過程中，自懂事以來所面對的是香港主權移交，零三七一，保衛天星皇后，反高鐵，反國民教育，港視發牌風波，人大831框架，甚至由中共直接控制對付的雨傘運動。
這些當然都是大事件，是年青人有份創造而非被動加諸於生的外在事態，但這些軌跡總體反映的是各種被視為由中共干涉下所帶來對香港做成的價值及社會機制瓦解。他們沒有經歷過如上一代所面對香港高速發展，經濟欣欣向榮魚翅撈飯的日子，面對種種問題，自然會認為香港面對的正是危急之秋。
經歷過香港發績時期的上一輩，盡管面對今天政局的崩壞，也許多少還會有可以接受的感覺，或者覺得不要抗爭得太盡，因為他們經歷過更差的時間，也在和中共交手的情況下感受過一段中共的開明時期。以抗爭者來形容年輕一代，而用政治參與者形容上一輩的社運朋友的描述當然非常籠統，也當然會錯失了具有高度抗爭性思想的年青及成熟社運朋友，但作為一個大約及初步的描述，我認為多少還是恰切。要掌握到年青朋友所經歷的社會歷史，才會明白今天所謂較為激進的抗爭行為所為何事。就我而言，我也同意抗爭需要一種比以往更有創意，更高劇度的抗爭手法，才能守住既倒的香港。
然而，在同意香港形勢危急，認同激進行動之時，我們有必要提防過份冒進。社會抗爭的場域有多種功效，並不每種都是正面挑戰政權，例如有許多的社會論壇，遊行集會本意並不是在於召集參與者直接衝擊政權。這些行動更多的作用是價值傳承，培養社會較真的政治文化，給予初關注政治社會者入門的平台。如果因為認為社會面對危急之秋則以要求所有的社會運動以正面衝擊作為目標，就是犯了冒進的危險。
這樣做一來會瓦解得來不易的公民抗爭網絡，二來則會做成失焦，破壞了以迂迴路徑感染後來者參與政治的可能。而且，正面衝擊政權的行動，往往需要各種各樣貌似不激進的長年實在工作所支撐，如果我們把心神都放在激進行動，則其實無從托起高強度的社會抗爭。因此，在激進與冒進之間，我認為需要小心掌握，免得讓自己成為失去判斷的盲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