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於10月5日晚干諾道中）
佔領結束，標誌著政改運動一個階段的終結，隨著政改表決之日越來越近，會否引發下一輪佔領也未可知。而無論政改通過或否決，將來對中共的抗爭必然越加激烈。雨傘運動結束，其實很應該來一個中場檢討，讓我們知道前面如何走下去──如何不令第一次的悲劇，輪迴成第二次的鬧劇。筆者由佔領運動前，一直在邊緣遊走著，也很希望把一些觀察及檢討紀錄下來。
雨傘運動結束，社運團體未能回氣，既受左派開動機器攻擊，又經歷進一步的內訌及分裂，及至近來退聯風波。眼見民間力量越來越碎片化，面對與中共繼續鬥爭的前路，不無擔心。
檢討，總少不了批評，但請相信此刻我是真誠的、善意的思考如何走下去──雖然曾經有過多少的憤怒。而由於我所處的位置十分外圍，如有錯謬，還望指正。
（一）低估了參與者的韌性，但沒高估普羅市民的耐性
「去飲」前夕，不少社運朋友估計，「去飲」的參與者遠不可能達至和平佔中運動所期望的一萬人，最多只有數千，甚至一千。928下午的數十萬人走上街頭的場面，不得不承認，我們都低估了民主運動的支持者。之後胡椒噴霧、87枚催淚彈、開槍威脅、愛字頭、黑社會、警棍狂毆，都沒有令參與者退縮，這都是我們始料未及的，是我們低估了參與者的韌性。可是我們沒有高估普羅市民的耐性。
能否得到普羅市民的支持，始終是十分重要，甚至是勝敗關鍵。或曰：佔中既是公民抗命運動，只需足夠的critical mass，一般市民愚昧無知，何須顧慮。其實不然，普羅市民的支持與否，對對手而言也是一個重要考量，要不然為什麼要開動輿論機器打佔中？為什麼「袋住先」要打民意戰？
面對一年多以來不上不落的民調，及中共開動機器攻擊，要爭取到中間派支持本來就不樂觀，鬧少兩句都偷笑了。「去飲」前曾經幻想過，中共對付佔中的最佳方法，其實是不清場，任由堵塞道路，令市民厭惡，群眾鬥群眾，令運動自我消亡。說到底，都是明白中間市民的耐性有限。
928後市民的支持，確實令人喜出望外（甚至沖昏頭腦），也令佔領運動可以持續一陣子。由於928的反包圍，警方未能清場，催淚彈又反催谷了市民上街，不參與的市民都送上物資，或在網上幫忙做「鍵盤戰士」，政府的「有為」未能對付佔領市民，只可以「無為」。然而「無為」其實是「無不為」，警察「無為」，就可以出動愛字頭、黑社會、藍絲帶，目的不是爭取中間市民支持政府，而是為了令人厭惡。其實無論是組織者或老共，都知道中間派的市民支持及耐性是有限的，日子一久，民意就會逆轉。因此無限期的佔領必然會逐步失去市民支持，而最終當民意逆轉時，政府就可以挾民意清場。
（二）To撤or not to 撤：進退失據，錯失機會
有人問，如果今次，我們一無所獲就退場，以後公民社會如何走下去？我反問，如果今次運動如此波瀾壯闊，對家仍然能夠拖死我們，令運動消亡，以後公民社會又如何走下去？
兵家之道，必有進有退，有進無退的，是自殺式炸彈襲擊，能發能收，才令敵人懼怕。可是佔領運動有進無退，能發不能收。當見928以及隨後幾日，對家的張惶慌失措，內鬥激烈，其實這一役我們已經贏了，贏的不是實質成果，而是贏了民意，贏了彈藥，讓我們再戰下去。這樣的佔領運動不應一次過地進行，而且每次可能只能持續數天，其一恐怕老共派人混入搞事（事實上不是沒有發生，不過現場市民及糾察有能力處理 [所以不要再以為糾察只是限制了參與者的自主，而要解散糾察]），再者參與者的熱情會減退（參與者的熱情大約於9月30晚及其後幾日假期已達到頂峰，10月5、6日已大幅減卻，中環幾條原本佔領的道路已無人，夏慤道也開始稀疏），三來中間派市民耐性有限。因此，在10月3日，程翔已撰文《珍惜「佔中」成果 避免無謂犧牲》指出「曠日持久的街頭鬥爭，一方面消耗自己 （所謂「師勞力竭」也），一方面滋長反對聲音，此消彼長，對自己就很不利，艱苦得來的成果就很容易丟失。」 [1]
不過，鳴金收兵不是永遠撤退，而是保持行動力，在運動最高峰最有氣勢時收兵，在未自我消亡之前「割禾青」，讓參與者及團體休養生息，保留戰鬥力，能發能收的民間力量，才是給中共最大的懸念，是中共頭上一把回鞘的刀，卻隨時可以再砍下來。
運動其實曾經有過出口，10月3日曾經傳出梁振英要開槍鎮壓，其實當時，為了市民的安全，三子雙學應宣佈撤退，管他是真鎮壓還是心理戰，這是較負責任的做法。即使只是心理戰，最後我方被騙了，輸的也是梁振英，因為撤退，他沒有藉口鎮壓，歷史卻會記得他是會開槍的獨裁者。（當時決定不撤退，也有一定的形勢誤判，因為以為10月4日就會清場。）
可是那次沒有撤退，也沒有行動升級，佔領行動開始進入膠著狀態，對家實行「拖字訣」，再用群眾鬥群眾，運動步向進退失據。及至後來，旺角清場，學聯所謂行動升級，已是強弩之末，既不會達到預期目的，也對參與者不負責任。
10月中，胡平《中共現時的行為邏輯是什麼？》一文，參考了八九學運「不失敗不結束」的經驗，認為佔領運動是可能取得成功的（有限度的成功），勸籲設立退場機制，及在迫使政府同意對話時暫停佔領。[2] 可是最終還是「不失敗不結束」。
（三）沒有大會，只有群眾？欠缺強大的組織，怯於領導
未能當機立斷決定是否撤場，因為沒有一個退場機制，群眾之間沒有緊密的組織，運動也沒有一個強而有力、有認受性的領導。
這令我回想起佔中前在民間團體討論中的兩個片段：剛開始討論佔中時，一位參與工運多年的朋友說過，真的要佔領中環要十年後，先要佔領民間，要像2005年WTO時的韓農一樣有高度組織及領導，才可以要佔領哪裡就佔領哪裡。另一件事是參考台灣朋友的經驗，當時參加華人民主書院的非暴力工作坊，請來簡錫堦老師來分享，談及台灣2006年的「天下圍攻」，講到當時的一元領導，我們都認為在香港很難做到。後來籌備元旦遊行晚上有關非暴力抗爭訓練的集會時，就集會內容再請教過簡老師，他建議我們可以在台上帶領參加者宣讀非暴力抗爭原則，當時我們覺得十分困難，參與者未必會理會，後來我們亦將其中幾點關於一元領導的原則淡化或刪去才「出街」。這兩個片段反映近年來社會運動強調「自主」，導致組織及領導難以發生。加上反國教、民間爭取開放電視遊行等就是否撤退有過爭議，我不肯定對一般參與者而言爭議是否有影響力，但對部份組織者而言卻成了心魔。
其實，和平佔中運動曾嘗試處理此問題，透過商討及民間公投，嘗試建立共識的機制，並取得認受性。不過，商討及公投也有限制，並不是所有問題都經過討論，商討也未夠深入及有效，而只流於宣示立場；很多參與者又只關心方案及底線，而忽略了其實細節問題。未能建立行動時的決策機制及大會的認受性，以致在9月中「去飲」前夕，三子提出「必須接受台上指揮」等五點紀律要求時受到強烈批評。
9月25日晚上，學聯上禮賓府的行動，在上到禮賓府後，呼籲市民離開，卻被參與者指責，不得不就範，轉而呼籲留守，然而，不少參與者卻離去。由是可見，學聯當晚根本沒有很好的計劃（相較於4年多前反高鐵時，也試過臨時公民抗命上禮賓府），學聯當晚的進退失據，被群眾牽著鼻子走，只是後來佔領運動的縮小版而已。
雖然佔中運動由和平佔中發起，並由雙學衝入公民廣場引發提早佔中，然而，在928當日，和平佔中、雙學都沒有明確自稱大會，及嘗試領導參與者，而只是發出呼籲，以致後來決定撤退時，也不強烈，只是「呼籲」，並表示大台會運作至最後──大台運作至最後，當然有群眾不會走。（當然，這也有具體的困難，一來，928當日的情況，群眾之多、戰場之廣、戰鬥力之強，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令大會也有點手足無措；二來，戰場太多，由灣仔至中環，多條道路都有群眾聚集，一個地點被驅散了，又到另一個地方聚集，鞭長莫及──雖然幾乎每個地點都有民間團體、雙學成員、佔中糾察分佈，甚至做「咪手」；三來，其實每個地點的「咪手」都未必很想撤離，群眾也不走；四來，大台只要有群眾不走，都有倫理責任繼續運作。當時也有一定的誤判，因為以為警方很快就攻入添美道作出拘捕。） 這導致928一役小勝（至少可以繼續佔領），但三子雙學既失去領導權，也致使後來無法就佔中的戰略作有效的討論及執行，注定無法爭取到具體成果。此後，佔領區內（及雲端上）一直出現「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聲音，以至後來的「拆大台」。
三子雙學、民間團體既未能組織及領導運動，佔領區內的參與者也未能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可以討論及決策的大會。其實，學聯也曾到各佔領區搞商討；三子雙學亦曾嘗試在佔領區搞公投，不過最後不堪批評都取消。（題外話，嘆一句，在佔領區內，一起作戰，有共同目標的群眾，尚且不能組織起來，又如何在社區，組織背景各異、意見不同、甚或睬你都嘥氣的普羅市民？） 這致使無法有效討論及決策。例如10月3日，旺角受反佔中圍攻，學聯先發出呼籲，叫人不要前往旺角[3]，往金鐘或銅鑼灣[4] ，及後又發聲明，表示要堅守每一個佔領區[5]──無法有效決策，導致策略朝令夕改。
對於是否撤場或行動升級舉棋不定，亦可能受到所謂「激進派」的批評影響，如前所述，這幾年來的運動就是否撤場受所謂「激進派」的抨擊，已成部份組織者的心魔，佔中未開始前，已不斷受攻擊，佔中開始後，攻撃之聲亦不絕，縱使撤場未發生，所謂「激進派」也不斷刺稻草人（正如「拆鐵馬」未發生，葉寶琳也被亂箭射成刺蝟）。對所謂「激進派」的忌諱，也是由於欠缺一個有強大的組織、領導運動的大會，否則，大會可以透過討論共識及參與者的授權作決策，而無懼所謂「激進派」的攻擊。（不過，今次佔領運動後，民間團體應明白，無論你退場或佔領、升級或膠著、衝或不衝、討論與不討論，都有人等著去攻擊你，就應該明白，不要因為怕被攻擊而作出某決定。）
（四）大會被「沒有」了，運動就民主了？民粹的暴力
對大會、大台的攻擊，都是以「民主」、「自主」之名。然而，真的民主了？無疑，在今次的佔中運動，我們看到很高的民主素質，然而，當中亦不乏民粹的溫床。
10月1日法輪功遊行，經過銅鑼灣佔領區，要求佔領人士讓其遊行隊伍經過，並指自己訴求與佔領人士一致。佔領人士不滿，爭議是否讓其經過，當中有佔領人士要求投票，最終投票結果否決讓法輪功遊行隊伍經過。然則，遊行示威既是公民權利，過往社會運動，多番指責警方打壓示威自由，今天佔領人士卻剝奪了法輪功的遊行權利，實在說不過去。那麼，在佔領的公民抗命運動中，其他團體的遊行集會自由是否就不可阻礙？不是的。如果那是敵我矛盾，該團體旨在破壞佔領運動，為了守住佔領區，有理由不讓其經過，例如如果愛字派、藍絲帶申請遊行，名為遊行，實為拆鐵馬清場，我們不可能讓其經過。因為這是公民抗命運動，本來就阻礙了某些人行使權利，例如道路使用者。但是法輪功的情況不同。雖然，就我所知，法輪功也有說不過去的地方，例如一早在佔領區插自己的直幡，又聲稱自己與佔領人士目標一致，但聞說他們banner中有「火燒中聯辦」等字眼，實與佔領行動的和平原則相違背。然而，雖然訴求不盡相同，法輪功與佔領行動也非敵我矛盾，我們同受中共政權的壓迫，說俗一點：「人地器官都比中共活摘埋啦」！再者，在場佔領人士傾向反對的情況下，投票不是民主，而是暴力。佔領人士在事件的表現，似「地主」多於公民。
10月2日傍晚，包圍特首辦（事前警察以送餐為由，運入了橡膠子彈，及後，又要求讓救護車進入，設置救護站，部份群眾反對），有群眾衝出龍和道，又有群眾及民間團體成員阻止。前者認為要行動升級，後者認為龍和道已是東西交通最後一條幹道，如果都堵塞了，會給予政府口實清場。有人提出現場參與者投票決定，但前者反對，然後又有人覺得不投票也至少討論一下，但前者仍然反對。我承認，在未有充分討論前，投票只會是暴力，但如果連討論都反對，又何來民主？到頭來，那晚爆出去，又收回來，爆出去，又收回來……
沒有大會、沒有一個可以有效討論及執行決策的平台，不是民主了，而成了誰大聲、誰有實力，誰就是「大會」。我們再回顧10月10日晚上旺佔區電影放映被迫終止一事，當晚一班中學生放映電影，討論過往的社會運動，卻被一批示威者以版權問題，及指責是「嘉年華化」，最終被迫終止[6]。在警方鎮壓及黑社會滋事後暫時安頓的情況下，學生放映電影及討論，本可深化民主討論。況且，旺佔區已沒有大台。然而，在此情況下，卻出現另一種「管理」──一種森林法則的「管理」。沒有大會，群眾無以處理內部的紛爭，最終訴諸森林法則，少數或較欠實力的參與者的自由、自主沒有得到尊重。故此，根本不是「沒有大會，只有群眾」；而是沒有大會，也沒有群眾，反之亦然。
（五）稚嫩的革命：盲動與非政治
928市民對警方的反包圍，其實由9月26晚開始。無疑，那天晚上，我們看見示威者很高的行動力：那裡有一隊警察過來增援，這邊就有一大群示威者上前，舉高雙手做人牆，阻擋警察的去路，後面又一群示威者上前，反包圍警方增援隊伍，多次成功趕走警方的增援，以致926晚（27日零晨）無法清場。928的反包圍，就是那晚的放大版。
（攝於9月26日添美道中信大廈外）
然而，這種行動力是雙刃劍，既是行動力，也是盲動。當晚所見，有時一聲「差佬呀」示威者蜂擁而上，其實沒有差佬過來；也有一次，幾個警察過來，示威者上前反包圍，成功把差佬「噓」走，示威者贏得勝利的感覺，可是，幾個警察，未足以抬走兩個人的數目，根本起不到增援的作用。示威者明顯過度緊張及盲動，按當時的情況，只要警方不斷有小隊在場四周跑圈，已夠令示威者疲憊不堪。在示威現場，反射動作地行動，而不細心思考，其實無助於運動。
（攝於9月26日添美道升降機旁）
928零晨，當學聯與和平佔中宣佈佔中正式啟動後未幾，有學生發難，指責三子騎劫純潔的學生運動，令特來保護學生的群眾，突然變了佔中，憤而離開。這令我感到錯愕、奇怪。即使不知提早佔領是學聯無力處理情況而要求佔中接手的就裡，也看得見學聯與三子共同宣佈啟動佔中，以學聯的自主，若非得其同意，學聯自會叫三子「企開D啦」，何來騎劫？再者，就當時現場情況，超過二十四小時沒有方向沒有訴求的行動，根本不可能持續下去，也不會爭取到任何成果，提早佔中是當機立斷的選擇。更重要的是，由罷課至雙學衝入公民廣場，目的是什麼？難道只是為了重奪公民廣場，而不是爭取普選？根本罷課可說是佔中的前奏，把運動推高，雙學與和平佔中目標相同！因此所謂留守只是為了「保護學生」、提早佔中破壞了學生運動的「純潔」、騎劫等罪名，實在令人啼笑皆非，這正反映了，原來即使是會參與抗爭的青年，都有非政治化的弊病。同學們，這從來都是政治運動，是與政權抗爭，爭取政治權力！
總結（又是時候「然後呢？」）
David Harvey《新自由主義簡史》中兩一段論及當時美國國內的社會運動的觀察，似乎很值得參考：
「不幸的是，這種抗議往往零散、群龍無首、缺乏統一組織，就像目前這個樣子。在某程度上，這是自我傷害導致的結果，這種自我傷害發生於勞工運動內部、廣泛包含身份政治的運動內部，也發生於所有後現代知識思潮的內部──這些潮流不自知地與白宮走到一起」[7]
──最後一句似乎與「共產黨最開心」遙相呼應（XD），雖然我們由寥寥數筆未能確認Harvey所看見的狀況與我們當前的真的很類似，但在當前處境讀來，叫人不無體會。而更發人心省、具批判性的是：
「任何將個人自由提升到神聖位置的政治運動都有被新自由主義收編的危險…… 個人自由的價值和社會正義並不必然相容；追求社會正義預設了社會團結和下述前提：考慮到某些更主要的、為社會平等或環境正義進行的鬥爭，需要壓抑個體的需求和欲望。」[8]
運動中「自主」的呼聲及對大會的攻擊，已然抹殺了戰略討論及當機立斷，令運動錯過了可能取勝的機會。
從運動中吸取教訓，民間社會必須建立一個更強大、有組織的聯盟，討論對香港更長遠的想像，處理不同路線的辯論，並有能力執行決策，領導未來的運動。
屆時，民間才有能力主動推動自己所定立的議程及抗爭，而無待政府犯錯及傳媒的催谷（這也許是公民社會自2003年反廿三條一仗勝利之後，捨難取易，而錯失了十年時光）。各民間團體自身也要擺脫過往去政治化的態度。
同樣要擺脫去政治化的還有運動參與者。香港人普遍厭惡政治，這與歷史因素有關，如上文觀察，即使是運動參與者也有此弊病。此外，80年代也有研究指香港人抗拒參與組織。然而，經過雨傘運動，我們應認清原子化的問題，沒有集體力量，就不足與權力鬥爭。其實雨傘運動中，也可見群眾開始走出孤離的個體，例如物資站、不同防線，都形成一個個細胞組織。日後，這些細胞又是否願意走出細胞壁去建立更大的集體，這是未來運動的成敗關鍵。運動參與者亦要加倍冷靜理性思考運動，如上所述，參與者雖有行動力，但有時流於盲動，於事無補，故此必須拒絕民粹、盲動及偽激進力量的誘惑。
以上想法似乎老土守舊「講呢D」， 與流行的「鳩嗚」、「民主自由行」等打游擊的方向背道而馳，足見筆者離地、「識條鐵」。然而，現時的打游擊方法雖令對手疲於奔命，卻無法搖動權力分毫，況且人家游擊隊也有高度組織、紀律及策略。要建立強大的組織聯盟，似乎不合時宜，逆流而上，十分困難，然而，我們必須這樣做，才有實力繼續與權力鬥爭。
（按：本文不拘於「佔中」、「佔領運動」、「雨傘運動」字眼的互用，指涉的是同一件事，因為沒有和平佔中運動，也不會有今日的佔領、雨傘運動，根本不可能有明確的劃分。928以來，某些人只用「雨傘運動/革命」，不承認佔中發生過，是改寫歷史，樂於被他者（媒體）定義而放棄自我定義。）
後記：
本文寫於去年12月，章貼在筆者facebook，讓朋友圍內討論。近日再把本文傳給一位數年來並肩作戰、928零晨一起留守政總直至天亮的好友，得其鼓勵，遂結合近月來一些思考，作出增刪，舊文重貼，望拋磚引玉。
好友多年來為民主運動付出甚多，如今將遠行，實在不捨；面對越加嚴峻的環境，長路漫漫，又少一員戰友，不無感慨。唯以此文以作紀念，願友人平安。
（攝於9月28日破曉添美道立法會外，晨光奇怪地被劃開幾度）
[1] 程翔，〈珍惜「佔中」成果 避免無謂犧牲〉，2014 年 10 月 05 日。
[2] 胡平，〈中共現時的行為邏輯是什麼？〉，2014 年 10 月 14 日。
[3] 〈學聯緊急呼籲 不要前往旺角〉，2014年10月3日，18:56。
[4] 〈懇請！到金鐘銅鑼灣增援！〉，2014年10月3日。
[5] 〈學聯就今天旺角和銅鑼灣等地出現的有組織的暴徒行為和警方執法聲明 〉，2014年10月3日。
[6] 盧鎮業，〈旺角現場：關於放映〉，2014年10月11日。
[7] David Harvey，《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228。
[8] 同上，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