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在某個黃雨天進行，關注少數族裔的非謀利機構融樂會創辦人王惠芬（Fermi），家中雖沒開冷氣，室內亦見清涼。甫走進房子，Fermi就說︰「我成身汗，沖個涼先！一分鐘！你哋自己斟水飲啦！」
五分鐘後，Fermi從浴室走出來，連聲說不好意思。「主要係因為癌症，2013年切咗子宮，女性荷爾蒙打到亂晒，令我更年期早咗到，我係最強烈嘅潮熱，一個鐘幾次潮熱，出汗出到濕晒，如果出街冇帶毛巾就好大鑊。同埋夜晚會去小便，去7至8次，所以係瞓得唔好。中醫話要做中藥幾個月至幾年不等，先會紓緩。」
關心社會是Fermi的日常。她深信沒有民主選舉，民生政策也不會得到改善
46歲的Fermi，有過度活躍症，熱衷於社福和時政議題，活躍於不少民間團體，甚至成為和平佔中的核心義工。被公認為大笑姑婆的她，2013年患上子宮癌，動完切除手術後決定離開擔任總幹事十三年的融樂會，正式交棒予新一代。但真正的考驗，是雨傘運動後，她患上抑鬱，2015年3月開始看私家精神科醫生。這名大笑姑婆，開始愁眉不展。
「估唔到佔中好投入，之後有失落感。之前唔知係抑鬱，以為係失眠，一係瞓兩日兩夜，一係兩、三日都瞓唔到。睇醫生發現係抑鬱，鬱結好多係同社會有關。」禍不單行，2016年初她發現患上乳癌，要用標靶藥，一針1.8萬元，整個療程一年半內打18針，共32.4萬，還未算上診金和身體檢查等各項費用。
「因為食標靶藥太貴，我冇再睇私家精神科，轉睇政府醫生。我食開嗰隻抗抑鬱藥，私家醫生用正廠藥係有效，但政府用副廠嘅藥，平啲但冇效；另外係食緊嘅抗癌荷爾蒙藥，都會引發抑鬱。我當時唔知，食咗十個月，自己有莫名嘅傷感，會無端端流眼淚，會想自殺，如果屋企有露台，我諗我跳咗落去死咗！」Fermi憶述時反而大笑起來。
那十個月的Fermi，最初沒意識到自己的抑鬱日漸加重，還有意無意不想承認自己是一個病人，家人慘變成Fermi的出氣袋，「我老公啲鞋一直亂放，唔會擺喺鞋櫃。但我唔知點解覺得好忟，會話『搞錯呀！你可唔可能擺好啲呀！我唔係成世都可以幫你執鞋！』後來佢問我係咪唔妥，食咗藥未，我就更加嬲，『你咩意思呀！係咪話我痴線呀！』佢就避我，出去散步。」最誇張之時，她竟想到要離婚，「我先生會覺得我好白痴，但佢都會覺得hurt，好彩佢有足夠嘅理性。」
Fermi丈夫對太太寵愛有加，更陪伴她剃光頭，力撐太太接受化療
事實上，Fermi老公一直包容。Fermi做化療，老公跟她一起剃光頭以表支持；她嘔吐，老公不斷替她抹身又抹地；二人本來有五十萬積蓄，現都花光了，為Fermi治病。Fermi說著，更透露老公對她疼錫的程度，以「廿四孝老公」也不足以形容。話說07年1月他倆結婚，但Fermi竟忘記自己的大婚日子，還答應到一間中學做講者，到Fermi發現自己擺了大烏龍，唯有硬著頭皮跟學校說要延期，校長表示驚訝，但老公也沒怪責一句。
家人對她呵護備至，只欠Fermi振作起來。她做完切除乳癌細胞手術後，想去跑步，但原來痛到跑不了，「意志力原來唔可以戰勝係身體上嘅限制，電視劇集啲人受咗傷仲跑到，原來係唔得架！」
既然跑不了，Fermi也想好好利用時間，想重新投入勞動市場，但只要那份隱藏的抑鬱稍稍發作，她就會質疑自己的價值，「基本上我就係死淨把口，我冇其他能力，我有ADHD(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又有輕度讀寫困難，我中英文都唔好，好怕寫嘢。我已經冇呢啲技能，融樂會我又已經唔做，今時今日嘅社工，要識寫嘢、識搵錢、識寫計劃書、識英文，我覺得我連面試都過唔到。其他工我又冇能力，諗住揸的士，我又係路痴。」
Fermi家中的大肥貓不怕人，也懂得向Fermi撒嬌
人患上抑鬱，不能單靠意志來克服。「抑鬱最恐怖係，你根本唔知點解會咁。」Fermi坦言，以往一直覺得自己頗能幹，發病後會把自己和他人做不到的事放到最大，「但唔係我特登架！我平時唔會失約，但我開始失約，係我成世人都唔會發生嘅事，於是更加怪自己，就更負面，更加覺得活著係冇意思。你又會轉牛角尖，點解人哋冇抑鬱但自己有？即係自己不濟囉！」
這樣既想自殺、又想離婚的生活過了十個月，Fermi當時仍不察覺抑鬱嚴重，直至今年2月她要為自己的自傳新書寫一篇序，但寫了兩個月，也開不了筆，連為她寫書的作者也生氣，她才驚覺抑鬱症已影響生活每個細節，遂開始找朋友傾訴，「我呻我寫唔到序，朋友話我係搵藉口攞嚟講。」另一朋友，則指Fermi「太得閒」，只要返工就不會有情緒問題。
事實上，沒有幾多人真正懂得與抑鬱症病人相處，Fermi坦言未患病之前，也是不懂抑鬱症的一份子。「有個大學社工同學有抑鬱症，睇咗十幾年精神科，但實習太大壓力，佢病發時，每日都打俾我，半夜三更，三、四點，嗰時我真係有個睇法，『你準時食藥啦』、『你樂觀啲啦』。後來佢過唔到實習，跳樓自殺。原來就算抑鬱食藥控制得好，當佢down時，叫加油呀、樂觀啲呀，都真係會hurt。」
過往在民間遊行和集會中，亦不乏Fermi的身影
有段時間，Fermi忽然消失於社交媒體，讓不少朋友擔心她的情緒狀態，甚至擔心她做傻事，但原來只是朋友狠心的說話喚醒了她，「佢話我做唔到嘢係藉口，因為我有時間玩Facebook，WhatsApp群組又咁多個！其實當時我已經唔係好得，睇新聞已經好唔開心，WhatsApp群組有百幾個，每朝起身有幾千個訊息，都係會癲。」事實上，Fermi也沒精力回覆訊息，朋友無心的一番話，讓她下定決心逃離網上世界的資訊和罵戰，才可找回安靜的時間。三個多月前，Fermi重新服用私家精神科醫生處方的正廠藥物，病情終受到控制，變回大笑姑婆。
Fermi是少數較為幸運的抑鬱症病患者，有家人照顧，亦尚算有經濟能力自費使用標靶藥物治療癌症，以及服用較昂貴的抑鬱症正廠藥物。但在過去兩年多，她經常進出醫院和診所，接觸到不少癌症和抑鬱症病人，他們當中有人因經濟壓力、生活條件、家庭環境等等，得不到最適切的治療。Fermi慨嘆，窮人沒有患病的資格。
舉例指，治療癌症的標靶藥非常昂貴，如要申請資助，則要通過資產審查，「有啲人啱啱超過咗，就要賣樓醫病。有個病友好辛苦咁啱啱上到車，依家要賣樓，佢覺得好內疚，因為唔會再買得返樓。一講到錢，就會出現好多問題，夫妻關係、親友關係等等。政府事實上係有錢，只係用咗喺啲假大空嘅大白象工程。所以我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架，起碼老咗都仲有生活保障。」
標靶藥來到第17針，尚餘1針療程就完結
亦因為香港人長工時，沒有標準工時，家人甚至鄰居也沒法為病患者提供協助，「有個病友係基層，佢冇做嘢，先生做保安，個仔係隱青，個女係學歷唔高嘅普通打工仔。有日佢先生終於有時間去探佢，買盒叉燒飯，我諗緊病嘅時候係咪唔應該食冇益嘅嘢，佢話冇人煮飯，仲要擔心埋個仔有冇飯食。我問佢出院點算，佢話咪自己落街買飯食，於是又引起佢覺得命運坎坷。點解唔長工時唔得呀？因為你會交唔到租、供唔到樓，我覺得係瘋狂到人道嘅生活都做唔到！」
更有單親病人因化療時無法照顧家中兒子，惟社區兒童託管服務不足，病人索性放棄化療。「其實係咪可以有一啲家務助理或者義工隊，可以喺最緊急嗰一、兩個月，幫佢做吓家務，照顧屋企，探透陪伴？喺非常時期有人關愛，可以紓緩疾病帶來嘅悲觀同痛苦。」
這是一環扣一環的社會問題。除了社區照顧，政府亦必須增撥更多資源在醫療系統，正視精神病。「睇政府醫生，大約5至7分鐘。好似我精靈啲，2分鐘就走，另一個論盡啲，7分鐘左右。有一次我想向醫生反映政府嘅藥冇效，講咗7分鐘，醫生好似唔信，同埋佢覺得佢幫唔到，佢覺得呢個係政策問題，係醫管局採購問題。」
愈窮，的確會愈見鬼，「你窮，你唔好有癌症！你唔好有抑鬱！」世界從來不公平，不是嗎？「家庭環境、智力、靚唔靚，呢啲完全冇得揀，係完全唔公平。但係建基於人天生唔公平入面，社會政策可以減輕一啲唔公平帶來嘅不幸。例如你天生智障，能力較弱，但有啲工種佢哋做到，你俾個機會佢，佢可以發揮到，可以補償到嗰種唔公道。」
Fermi出版新書，呼籲朋友到場購買，更打趣說要製造人山人海、蜂擁非常的場景
她說的，其實是香港結構性資源分配不均問題，是階級問題，也是社會公義問題。今年書展，她的自傳新書《公義的顏色︰王惠芬與少數族裔的平權路》出版，究竟Fermi心目中，公義又是甚麼顏色？「白色，因為包容晒所有顏色。」
週五Fermi報名參選港區人大常委會委員
後記︰王惠芬在書展有三個新書簽名會時段，均安排與影星任達華攝影集的簽名會同一日，「我問書商，有冇劉德華，有冇吳彥祖，佢話冇。咁我問仲有邊個，佢話任達華，咁都照殺啦！其實我鍾意張國榮同吳彥祖，靚仔呀！」講起靚仔，Fermi還是很少女心。
逐漸走出抑鬱陰霾的Fermi，近日除了去書展宣傳新書，還以應屆選委身份登記成為港區人大選舉會議成員，更笑說自己普通話程度才是最大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