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中學生以罷課進行的公民抗命運動之中，象徵追求民主、和平與自由的黃絲帶除了令人們聯想到台灣的太陽花，也令我想起本地藝術家白雙全的一件藝術創作《香港人給中央的禮物》。
白雙全於2005年七一遊行的路線上──在銅鑼灣鵝頸橋底──橫貼了一條黃線，記錄了整天所有遊行人士的腳印。這些腳印記下了數十萬香港人各自的訴求和希望、不安與憤怒、自由與尊嚴，它也傳達了香港人擁有的示威遊行的公民權利。這種現代社會最基本的文明與公民權利，卻是在中國內地嚴禁的違法行為。然後他把這條黃線剪成很多小絲帶，在7月17月圍繞著北京天安門廣場週邊行走，在不同位置上以黃絲帶綁成一朵朵黃色的小花，就像他期待讓象徵追求民主、和平與自由的小黃花，也在北京盛放。到最後，他把一朵朵黃絲帶綁成了一個圍繞著了天安門廣場一圈的巨大花朵──這是《香港人給中央的禮物》；也是給中國人的禮物。
早年，當我還是個藝術學生的時候曾訪問過白雙全。他說起藝術創作的很多事情，期中他也表達了對於中國社會的擔憂，他認為中國的文人──包括作家與藝術家等知識份子──說的太少了。他認為藝術家必須負上自身的「社會功能角色」責任。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社會功能角色」這個詞彙，頓然把我一直以來對於「個人與他人、藝術家與社會」之間的模糊關係找到了清晰表達的詞語。
現在我認為，不止是中國的藝術家說的太少了，香港的藝術家說得更少，特別在2014這個香港動盪不安的抗命時代。我卻發現香港的藝術家──特別是上了岸的那些受人尊重與俱有一定知名度與影響力的藝術家──都說得如此少，有的甚至一直「無言」。他們接受了香港這個城市帶給他們的機遇和回報，得到了城市給予的成就與其他別的一切，卻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依然說著無傷大雅的閒話，談笑風生、附雍風雅，仍舊避世在他們安適的房間裡，被他們的收藏家、老闆與市場包養，卻逃避了自身理應擔負起的一個時代不可逃避的社會功能角色。
原刊於《物品》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