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所料，玩味荒唐十足，但足立正生《女學生游擊隊》（1969）有幾個訊息是相當明顯的，其一，想反抗，就要拿起更強的武器，你贊不贊同敢不敢用也好，不是比喻不止象徵，足立正生認為更強的武器的就是槍，反抗就要更加武裝起來；其二，是所謂反抗或者革命的淪落，這當然是當時學運失敗後的觀察或者抒發，反抗淪為一件尋歡作樂事，而那個士兵則呈現出執迷成為一種世代的瘋狂；《女學生游擊隊》最有意思是結局，當中有享受歡愉的性愛，有享受自由的舞蹈，亦有思考勝利多少和革命本質的反思，在整部玩世不恭的故事之間呈現出覺悟和希望，最少他們沒有滿懷喪志地離開固守的陣地；稱那個結局帶有一種覺悟不是誇張，最少眾人感受到繼續留守是沒有意義，多少運動成功與否，能否延續，關鍵真的是退場一刻的姿態。
足立正生後來加入1971年成立的日本赤軍，《女學生游擊隊》有幾個很核心的範籌，確實跟赤軍有類似的地方。《女學生游擊隊》相信槍械和武裝（雖然戲中眾主角都沒有開過槍，應否以槍作行動其實是電影留下來的疑問），足立正生後來跟若松孝二到巴勒斯坦拍攝赤軍宣傳片《赤軍：PFLP世界戰爭宣言》（1971），對槍械的拍攝近乎有宗教的信任，電影最尾更以高達式漢字字幕展現槍械不同部份的名字作曲；《女學生游擊隊》另一跟赤軍雷同的地方，就是女性作領袖，赤軍的領導者就是重信房子，究竟拍《女學生游擊隊》時足立正生或若松孝二有沒有預計或料到會有像重信房子這樣的一位人物，我不清楚，但這明顯是當年性解放浪潮的副產品，約翰連儂和小野洋子說︰Make Love, Not War；而重信房子則著書《我的愛，我的革命》，當中或多或少都有從女性情感出發的社會變革。而《女學生游擊隊》最終眾人離開沒有意義的陣地，背向離開富士山，中間穿了窿的紅旗等，又是否象徵革命之地，已不在家鄉，而在彼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