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梁文道和陶傑之間的「口水戰」，掀起了有關「民族性」的熱議。本文並非探討何謂「民族性」，畢竟筆者不是專家，無法對此鑽之彌堅的學科用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筆者只希望以簡單觀察和邏輯把事情過濾一番，跳出迷霧重重的境地。
個人性格是先天（nature）或後天（nurture）形成，科學界爭論了幾十年仍未有定論。「民族性」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民族性格和個人性格不同，一個民族必須身處某個相似環境，通過不斷的反饋過程來產生文化，孕育民族性。一萬個來自相同民族的人，生活在一萬個相異的環境，絕不會產生共有的民族性。這是一個簡單道理。按徐復觀的說法，「文化是人性對生活的一種自覺」，自覺發展生活態度，態度形成生活的選擇，最後「構成適合於其生活態度的格式和條件」，亦即文明，民族的性格（註一）。把「DNA」當作文化的傳播媒介還說得過去，但如陶傑般借政治社會學家柏克（Ernest Barker）之話，把「民族性」歸納為「難以改變」之物，則似乎反映他對文化和民族性之間的關係和產生過程誤解甚深。
民族性是現實條件的反映。但現實條件多不勝數，決不能「求其」選取一二就妄下定論。所謂 garbage in, garbage out，輸入什麼就輸出什麼。民族性格的形成不囿於單一價值或過程；地理、氣候，農業文化等只是眾多條件之二三。你手上只有鐵鎚，不代表所有問題都是釘。條件之互動，輕重，出現和消失會隨時間而變動。以歷史文化之一隅，來嘗試推演整個民族性之形成和未來，有淪為自圓其說之虞。文明越進步，制度和新文化之影響力越不可小覷。民族的「DNA」以過往文化形成之條件作為礎石，錯誤假定「民族性」為靜態構造，無異於漠視環境之丕變和遞嬗。小農文化可能導致「重男輕女」，但受城市文化薰陶的現代人，還有多少個是「生仔一定開心過生女」？思想和行為可以在兩三代之間改頭換面。同理可證，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傳承未必比幾十年的「突變」來得絕對「可靠」。在現代社會，民族性的粘性（stickiness）並非如一般想像般固若金湯。每一代人之間的思想，行為模式在時間巨輪的快速轉動下演變，時代獨有的性格往往比民族性來得強烈，甚至以新民族性格之形式代替舊性格。這種性格之變動，是「DNA」之說應付不了的。
民族性由文化傳遞，經由環境形成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重點是如何看待環境內容。一般情況下，環境以縱向（vertically）形成和傳遞。習俗和語言是其中例子。盱衡歷史，特殊條件的出現往往造就「短暫」的行為模式，暫時中斷上述的縱向傳遞，打破民族性的框架。假如在一個系統下發生「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註二）」，總不能簡單歸納成個人性格或民族性之缺陷。在「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之驅使下，新性格並不恆久，歷史上例子屢見不少。此說法絕非藉唯物思維逃避道德責任，正如 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無知不是一種藉口。然而，我們不能否定民族性時有夾雜特殊條件下的性格。把所有性格顯象都說成是「民族性」，有它的「DNA」，未免有點以偏概全。
正如陶傑所言，「標籤（Labelling）」在社會是極平常的事。「是其是，非其非」，那管「標籤」與否，理性之言論絕不容任何理由壓下去。陶傑談「民族性」，錯不在他生動的 labelling，而是當中缺乏了人性的一股重要力量：改變的自覺。「DNA」所主宰的民族性，彷彿是民族身上的烙印；「文化的DNA變不了」，民族就變不了。如斯「定型心態（the fixed mindset）（註三）」下，陶傑講的「民族性」當然平易近人，容易吸收，因為民族性的表象與其批評往往相映成趣，毫無瑕疵。對人性的信任，對未來的盼望，從他優渥的文筆中甚少看見。或者比起天堂，給人目睹地獄的光景來得更刺激直接，給予人更強大的生存力。制度，環境，文化之反省和改變在他筆下失去意義，未來被判死刑，留下只有「方圓三呎之內的清靜」。這種沒有希望，沒有改變的世界住不了人，他卻希望我們相信這是唯一的可能。這未免太諷刺，又太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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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徐復觀，《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
註二：簡單而言，形容在特殊的情況下，人類會出現做出違反一般行為模式或道德的舉動。詳細見 Philip Zimbardo, The Lucifer Effect
註三：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 Carol Dweck 在著書《心態致勝（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中對思維的命名。它是一種相信能力或本質等是固定，不可改變和塑造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