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佔領區被清場的一夜，心情異常鬱悶，無法到太遠的地方，只能走到離家最近的那片海。
那是一條在海中央的馬路，馬路的一端是行人路，有高及頸項的欄杆，另一端是低矮的石墩，石墩下有許多巨石，就是浪不斷泊擊的地方。我知道，要是我站在欄杆前看海，就不會被打擾，因為許多人都曾經那樣做，而沒有遭受干預，但那夜我需要接近流動的水，所以坐在石墩上。那裡從不曾亮出「不准看海」的告示，但潛在的規則早已在人的心裡。許多車輛在我身後經過，車頭燈的強光射向我。果然，不久後，保安員走到我身邊，以勸籲自尋短見者的口脗說：「回去吧﹗這裡非常危險。」
「我只是看一下海，很快會回去。」我說。
「要是掉下去怎麼辦？」他說。
「我不會掉下去。」
「乖啦，回去吧。」終於，他以一種慈父的語氣說出。
我始終無法堅持下去，雖然那夜我確實需要看海，而且我的安全和行為該由我負責，而不是由他人規管。
城巿從不自由，要保持這裡一切如常，就得看我們的忍受能力有多大，以及能忍耐多久。壓抑充滿在各種細節裡，在不同的情況下，只要穿著制服的人走近，在人群裡發施號令，人們便傾向聽從指示，很可能，大家都不約而同在想：「這只是很小的事。」可是，生活卻由無數微枝末節構成，直至更大的事情發生，人們才會發現，不斷退讓的結果，只帶來了息事寧人的便利，卻一再削弱自身可以維護的最基本的權利。
在佔領的街道，執法者無理拘捕記者，揮棍毆打路人，又把瘦弱的中學生按在地上，然後強行帶走，他們的權力並沒有在一夜之間坐大，在以往許多日夜，在大多數的人輕易忽略的黑暗角落，露宿者、邊緣青年、性工作者、遊蕩的人以及所有弱勢的少數，或許都曾經被毫無道理地驅趕、毆打、誣衊和逮捕，只是他們的呼喊太微弱，才沒有被聽見。直至無法忍受的人紛紛走到街上去，屬於少數的經歷才終於成為更多人的共同體驗。畢竟，執法者的權力並非只由法庭賦與，更大程度上，那是由一群過於容易忽視自身基本權利的盲目守法者共同建構。
要是在各個日常生活的片刻，人們可以輕易順理成章地接受，在公園或商場外的空地等各個不同的公共空間都要遵守無理的規則，不可閒坐停留奔跑喧嘩拍照騎車睡覺進食甚至與朋友聚集，那麼，在街頭進行佔領抗爭購物革命或只是置身事外地圍觀監察執法者的行為也會遭受暴力對待，就是可以預期的事情──可以想像，執法的人跟佔領的人同樣驚訝而且覺得不能接受，前者不能理解的是眼前一群平日溫馴地自願遵守各種不明文規則的人忽然變了暴民，而後者無法接受應該維護法紀的人卻拿著配槍警棍和鐐銬任意欺壓手無寸鐵的人。
正如習慣被關在籠裡的動物，一旦伸展長期蜷縮的身體想要站起來便會碰到牢籠的鐵枝，以及飼養者和看守者驚懼的目光，隨之而來的衝突便不可避免。
外面的高牆可以集合眾人之力倒推，但在這之前，只有推倒建在心裡的高牆才能得到足夠的力量，而推翻心裡的高牆，是一件只可以獨自完成的事。抗爭的場地並不只在旺角和金鐘，也是在日常各個所到之處──自己的家、與友人的聚會、居所屋苑範圍、辦公室，以至各個公共場合。
我始終耿耿於懷。看海應該是住在島上的居民最基本的行動自由，不過，那也是必須堅持爭取才能得到。當那已過中年，一臉擔憂的保安員走過來要我遠離海，我知道，站在面前的人，同樣也長久身在籠子裡（跟我一樣），他真正感到擔憂的是，要是島上出現了第一個跳海的人，就會給他帶來重大的麻煩，工作可能不保，而面對著憂懼深重的人，是沒法讓他相信最簡單的道理──看海不等於要跳海。恐懼是最有效的禁錮手段──他害怕被追究責任，我也同樣害怕節外生枝。
「真普選」是一個目標，也是一種理念，它代表的不只是投票權，也是重新取回屬於一個公民應有的尊嚴和自主的權利，然而，如果沒法在生活每一個環節裡得到實踐，那就只是一句言行無法完全一致的口號。
世界從來都是碎裂的，運動並沒有使它分裂，只是把掩藏的實況具體呈現出來，身處在同一個城巿的人，其實都在面對著迴異的現實。運動像風暴，來的時候帶著一股強橫的力量，每個人都被捲進中央，當它停滯在某一點，我時常在想，到底有沒有因此而更了解他人，畢竟，這很可能是自2003年沙士事件以來，城巿裡的人絕無僅有地同時密切關注一件相同的事的時刻，無論在街上遛逛、乘搭巴士或坐在食店裡，附近的陌生人都在議論這場運動。
那個下午，在甜點店內，鄰桌的幾個中年女士討論佔領。「香港有七百萬人，假設有二百萬人支持佔領，那麼，反對佔領的就有五百萬人，為何我們不站出來反對？」
「因為我們是理性的，不會潑婦罵街。」
「佔領的人是違法的，執勤的警察因此連續多天無法放假。」
「是的，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的示威活動像這裡，竟然沒有一個示威者身受重傷。」
「應該派解放軍和坦克車來鎮壓。」
我一邊吃甜點，一邊提醒自己要平靜地聆聽這種不會出自跟我理念相近的朋友口中的聲音。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想呢，不久後，其中一名女士這樣說：「要是不喜歡香港，大可以離開這裡，用自己的力量。我小時候很窮，也是憑自己的努力工作賺錢，儲蓄然後移居外國，再回到大陸做生意。上海很好，那裡的人全都不談政治，生活不知多優裕。」
然後，幾個人輪流描述童年時期的拮据生活，說明現在的環境已比從前寛裕太多，人們實在不應該有不滿的理由。
我沒有在心裡羅列反駁的理據，只是覺得，一個人的經驗，或那經驗讓他得到的體會，其實是先於他根據事實所作出的判斷，因為，許多人其實早在作出判斷之前已有立場。要是人們感到活在籠子裡踩在別的動物的頭上，感到非常舒適安全，他們仇視想要逃出籠子的人，也只是為了保持籠裡生活的安穩，他們想盡一切方法守護堅固的籠子，與佔領的人使盡一切力氣打破牢籠維護應有的公義，雖然立場南轅北轍，但當中的情緒和能量，排拒異己的方法，甚至，提出的論據，其實非常近似。 造成分裂的原因，或許，並不是立場相反，而是，我們行動的姿勢和力量過於相似。
有時候，我會問自己，到底有沒有更理解立場相近的同行的人？
我一直避免跟母親談及佔領運動，因為在面對巨大壓力的同時，不希望家人因為立場不同出現爭拗而百上加斤。倒是她主動向我提及這場運動。
她說看到示威者被打得血流披面感到非常傷心。她的朋友都反對佔領，而且指摘佔領的人在破壞這個城巿。「我沒有跟她們爭論，因為她們應該沒有讀過《水滸傳》，不會明白什麼是『逼上梁山』。只是說了一句，要不是為了爭取非常重要的東西，沒有人想要睡在街上。」
她說在老人中心，目睹那些團體向長者派發小禮物，換取他們反佔中聯署，因而對那些公公婆婆感到生氣。「他們明明跟我一樣，都是在大陸吃盡苦頭才會逃到這裡，為什麼這麼快就忘了一切？難道他不知道共產黨的手段嗎？」
她已經七十多歲，不會上網，沒有臉書戶口，每週只有兩天會看《明報》，從來不看《蘋果》，又喜歡看大陸電視台，但她說出的話，就像任何一個跟我年紀相近的人，我問她為何會得出這樣的看法？
她只是說，佔領開始的時候，每天都有留意新聞。
後來我細心回想，或許，她的立場是源於年輕時在鄉間的體驗，或公公被迫害的經歷，而她從來都是執著於往事，不願輕易忘記的人。
換句話說，要是在我出生之前，她從來沒有經驗過強權的專制和不公，或，她是強權下的既得利益者，對於佔領的立場會否完全相反，我該如何向站在對立面的母親說出我所看見的事實？
籠子不只是制度、政府、執法者和強權，它是一切，包括保安員、家人、街上的陌生人，甚至，自己的一部分。
看到示威的人被棍擊、噴催淚水、按在地上拖行、非禮、拘捕、圍毆，總是非常傷心、難過和內疚，但慢慢的，我就明白，每個人都在每次的行動裡實踐自己和創造自己的世界。無論是被不斷唾罵的佔中三子、被指為暴力或不夠暴力的示威者、甘願被捕的人、被打至下半身失去知覺的人、睡在街上兩個多月的人⋯⋯他們都在以不同的方向突破牢籠，而在企圖突破的一刻，就非常接近自由，自由是海，充滿未知和凶險，可能會被同行者離棄，可能會被執法者傷害、可能會被法律制裁，更可能一無所獲，但唯有曾經以自己的方法實踐過爭取過合理的權利的人，才能在某個時刻，體驗某個完整的世界。要是這樣的人這樣的時刻由極少數，漸漸成了少數、成了一個不可忽略的數字，最後成了多數，這裡就會比較接近一個文明而公義的地方。
世界從來都是碎裂的，而正正是因為這是個支離破碎的世界，城巿並不只是我的城巿、你的城巿，或，他的城巿，而是眾人的倒影，無論立場是否相近，喜歡或憎惡，城巿也必須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成立，或許，只有通過互相理解、游說和協商，甚至，討價還價，才可以挽回它的形狀，在它還沒有被人性裡的黑暗徹底淹沒之前。
（明天要參加一個講座，九龍城書節的「當世界一分為二」。以往，公開講座的煩惱是，我沒有什麼要說的，但這一次，是有太多話要說，雖然結果可能都是，我所說不多。先把講稿貼在這裡。這麼長的稿子，根本不可能在講座裡說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