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場只挑假期失效,大家都習慣了。雖害慘一眾書商,但也是我們回望書店的機會。
窮就不能免俗,去書展執平貨不必受批判。何況臺大出版社的書都很好,每本都見獵眼紅。
然而受前人薰陶,已養成習慣,不再買連鎖店的書,不再讓步。每逛小書店,都見店主通曉每一本書,他們是書的守護者,理應得到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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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假期,慕名造訪偏見書房,電梯內的人都心照不宣,不辭迢遠,都是去同一地點。
一位長輩懂掃描,即席為客人寫生,活脫是一個愛書人的沙龍圈。
老闆回首他緣何愛書,「大概小學五六年級,同學攞三國演義嘅漫畫返學校,大家輪流睇。。。」
真正的機緣始於大專,時為九十年代,暑假往上海交流,「大陸嘅書好平,幾蚊一本,卒之買左幾百本番香港。」
自此老闆開始藏書,亦開始留心香港的舊書店,迄今二十多年,藏書六七千。因書太多而租公廈保存。
老闆接連在不同書店工作過,晚近決定整理貨倉,創立偏見,不求盈利而求知音,順便幫浦租金。「部分書我都唔捨得,但人嘅時間空間有限,真係唔捨得嘅書只佔十分一,二來亦係交流。」
老闆也為六四珍藏眾多書刊,原擬舉擬展覽。哪料宣佈之後,書房即遭爆竊,失竊的盡是六四刊物,不涉其餘,惹人疑竇,無奈作罷。
「初頭覺得大陸對六四唔再咁著緊。年年都有六四晚會架喇,喺香港亦已淡化。但(報刊)被偷哂之後,發覺大陸原來仲好緊張。有啲人去左美國搞六四活動,大陸都會派人騷擾。」
他與太太恰巧在 97 年結婚。「冇乜感受,冇得話事,就係唔好。」
大抵出於同一原因,港人堅決抵制簡體字,簡體字書亦受牽連,老闆又怎應對?
「好多人覺得簡體字就係殘體字,但我著重嘅係內容。有朋友同我講過,啲年輕人本來想嚟偏見書房,但因為唔鍾意簡體字,最後唔上嚟喇。」
「冇問題架,咪唔好上嚟囉。」
「我唔係嗰種想討好全部人嘅人,我唔介意有人介意我。一定會有人抹黑你,但你仍然可自如。只係解釋過太多次,就唔想再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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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筆者曾赴舊書店,買了一大綑舊書,主要是「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路上遇到朋友,說自己從不看殘體字。
但筆者對大陸的態度有些分別。每聽新聞說「弗吉尼亞州」,都會皺眉頭,念念不忘「維珍尼亞州」。
只不過對「互聯網」還是「網際網絡」,則無特別好惡。用過舊版 windows 便會記得後者是台譯,卻不敵大陸譯名。
無論字體或譯筆,都有客觀的高下之分,合該明辨好惡。但筆者依然擇善地看簡體字書,除了「漢譯」,還有「走向未來叢書」,只要手上有錢,見一本買一本,幾乎絕不放過。
主因在華文世界,大陸的學術翻譯最多。一些台灣學術書,其實先由大陸翻譯,復由台灣再版。港台市場畢竟較小,難像大陸那麼快而廣地翻譯。
筆者不少朋友,能夠毫無窒礙地閱讀英文、甚至法文和德文原著--但筆者做不到。以前會羞於承認,但後來明白終需接受自己。
學不如人,固應自愧,須更加勉勵。但亦自知生命有涯,學問斷無成就,只想盡快吸取知識,解開面前的困惑,譯本是最快的求學路徑。
偶爾看書評,才知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論民族主義的專著;Jan-Werner Müller 的《什麼是民粹主義》,在大陸已有中譯本,寫了一列書單,準備訂購。晚近港台訪問劉蘇里,披露他為劉曉波打點獄中讀物,自己的書單立時加上《民主的勝利--西班牙政治變革的進程》。
觀乎最近看過的簡體字書,計有應奇、何帆、吳思、周濂、高全喜、許章潤、葛兆光等,筆者無法視他們為「地獄鬼國共匪」,學養都值得尊敬。
大陸譯作充斥濫竽,確係實情。惟上述兩套叢書皆屬上乘,文革前的譯作亦少有八股之弊。一些書話提到,文革時不少學者無法教書,只能翻譯,均屬佳作,《美國種族簡史》即屬此例。
港台的翻譯,有客觀的保證,有港台版必定優先,但不會預設大陸的翻譯一定較差。看何帆譯作,便知他精研美國憲法,少有譯者可比,需要看過才知優劣。
香港的前途,受中國的專制統治左右,如欲改變,必須釜底抽薪。我們不必忌憚或遷就中國,而是改變現實的前提,一定要面對現實。
訪談中深佩老闆的真誠。勇氣不同於兇惡,不是那種「我鍾意屌邊個就屌邊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明知不好的後果,卻肯定自己沒錯,不愧不怍的堅持,才是發自內心,沒有虛張的硬朗。
忘了是朱天心還是朱天文說的,文學就是執拗和偏見。我們都有自己的話想說,關鍵在於怎樣說。學習之途別無他法,就是不斷地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