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和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並置，窺探冷戰以降的東亞社會格局，更重要是窺探男人。
《牯嶺街》的國柱和小四這對父子，《薄荷糖》的英浩，置身於獨裁專政的國度。白色恐怖、民主化浪潮、共諜、光州屠城、沿街慢速駛過的一列坦克，人們只有佇在一旁讓路。電影不是學術專著，電影從一些人物的一生，或幾年間的遭遇入手，拍盡一個國度的暴力與扭曲。
「讓我回到過去！」一句妄想，使火車成為《薄荷糖》幾個段落的間場象徵。要進入歷史與個人的傷痕，Lars von Tiers在《時光倒流歐羅巴》中，暗夜裡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前往何處的列車，配合催眠獨白，奇詭又疑幻疑真。《薄荷糖》的火車一直倒退，又似一直前進，體現了時間的模稜兩可，昨天今天明天，就是（時）一列火車。
英浩經歷過金融風暴、炒股致富、毆犯暴警、軍中新兵，每一次倒敘，你對那個人投入的愛恨非常複雜。他難言忠奸，他到頭來（也一鎚定音）讓我們發現，他是被龐大建制逼瘋或致於死地的一個人。他，曾經溫柔過。
初戀情人送給他的薄荷糖，是內心最純粹的存在。懵懂又緊張兮兮的英浩，把每封情信夾送的糖安放好，但是在光州屠城前，催迫他出發的長官踢碎瓶子，糖散落一地，還給踩多一腳。是很平常的畫面，在軍中也難言過火的行為。卻由於薄荷糖、火車、英浩瞬間不良於行的時刻，三者貫穿每一章節，那反覆疊加的象徵力量，於此時無疑有著使人馬上淚崩的魔力。
純真不在，英浩到成為警察之後，已經被建制擊敗、吸收。暴力變成他的出口，而出口外再無去路。只懂以暴易暴的男人，某程度上是建制的輸家，在冷戰下的東亞，則是一種無可避免的性別定型——因為為了對抗外部更恐怖的魔鬼，我們先淪為惡魔。暴力從上而下，植根那些曾經純粹的少年。
在鐵道橋下，英浩無來由地流淚。造化弄人，一字咁淺，但是對自身是多麼的痛，對他人是多麼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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