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巧妙地設計電影的主角：女性、抑鬱症康復者、兩位孩子的母親、社會的基層。一個典型的弱者。她的困境由心靈（精神衰弱）、家庭（角色責任），再延伸到社會（經濟困難）。
之後，把主角放到預設的橋段（plot）內，戴丹兄弟僅設置一個簡單俐落的兩難，一個典型的「魚與熊掌」式的兩難——「花紅，還是Sandra」。這個對立，是先設的，不容挑戰的，但也是不合理的（與「現實」同質？）。置好了人物與橋段，Sandra開始生活，電影的第一幕「來電吵醒Sandra」。
戴丹兄弟顯然是靈巧的說故事者，他們盡力摒除技節，突出故事的主題信息。除了分明的橋段外，電影由此至終都只忠於Sandra這一個敘述者。導演沒有轉移敘述者，以不同工人們的第一身角度來道出各自困境；無疑，這樣可以更立體、真實的呈現基層的生活狀況，可是，導演只挑選了Sandra，觀眾們與Sandra一樣，僅看到或聽到片面的、不完整的、或有所隱瞞的生活狀況。然而，現實不都是這樣嗎？每個工人背後的有自己的故事，但甚少故事能夠被完全解讀、體諒。
「被選擇」的他者
當中，特別需要留意的是Sandra的位置，作為「被選擇」的他者， 這個位置最無能為力。為了不坐以待斃，在丈夫的鼓勵下，她決定「主動」的展開游說，她以為這就是她唯一可以做的事。有的答應、有的拒絕，反反覆覆的經歷兩天一夜的消磨，精神瀕臨崩潰。Sandra在電影一直中奔走，不亢不卑的進行游說工作；但諷刺的是，她越是奔走，就越發現自己的無能為力。對於未來，她完全失去自主權，僅能等待、等待被決定、等待自己的下場被決定。
電影多次重覆一句對白，「不是我害你們失去花紅，設下這個兩難困局的，不是我」。而面前的同事也一樣冷酷的說：「也不是我」。在這個困局下，其實所有人都沒有「選擇」，Sandra固然沒有，而其實工人們也一樣沒有，他們是「被選中」要作選擇的，而在「花紅 VS Sandra」的兩難中，在各自的困窘中，他們也只不過是「迫於無奈」或「為世所迫」下作「不完全是自主的選擇」。
我，自主的個體
Sandra從「被選擇」到「自主選擇」，這種位置的轉變正正就是電影的主題。選擇，是雙向的，既要選擇，又要被選擇。她被老闆「選上」了要成為犧牲品，在公投上，經歷「被選擇」，到最後，她不要再被別人決定自己的命運，她意識到自己不只是「被選的他者」，亦可能是「自主的個體」。電影並不是結束於，她究竟「有 / 沒有」被選擇，而是SANDRA選擇向這個荒謬的現實說「不」，主動結束這個「either-or」的殘酷遊戲。由第一幕「剛醒來的Sandra」，兩天一夜(電影的英文譯名：two days one night)，由他主一直走到自主，到最後一幕「帶著微笑的Sandra既是這樣自信的一直走下去。」是的，那真是美好的一場仗。
真正的自由，不是在「either-or」中作出選擇，而是有能力對於這個「either-or」說不。然後，我們會發現，這個世界，其實很大。我們可以作出的選擇，遠比我們想像中的多。
電評同時刊載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http://www.filmcritics.org.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