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有些人，至今還不明白香港社會正在經歷的轉變。西九龍的激烈辯論，方興未艾，就已經有各種驚嘆、不解，甚至遑恐不安。不要以為，遑恐的只是保皇黨、建制派，其實不安更在過去一些自由開明人物身上顯露。下文就是一個例證。
作者潘潔近年由大陸輾轉來港，曾任職新聞界和研究工作，在九七後積極於新思維網絡的評論議政活動，形象中性，偏好所謂"第三條道路"。
然而，甚麼理由令她以為，環繞西九龍的一些批評說話，是一些'非常"非香港"的說法'？是社會缺乏互信的表現？而講求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以 "紅灣半島的處理來交換發展西九龍的「資格」" ，就等如要地產商做賠本生意，就是"道德唱衰"，就是偏離"制度建設"的軌道？？......
這些快速無比的思維跳躍，難道不也是一種上綱上線？
偏離胡錦濤指示就是"非香港"，帽子不可謂不大。大扺在她心目中，香港除了是一個"爭權奪利不必是罪"的天堂，不應該再是甚麼。那還有甚麼"新三條道路"可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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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報紙，以下的字句跳入眼簾：「滿身銅臭的本地地產大亨與文化馬牛不相及，今天又只懂銀彈政策……。」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絕對不應由一個妄顧社會責任及破壞環境的財團來承建，令香港蒙羞……。」
「司長的命格可能與我們弱勢社群相沖剋……其實我都想你做特首，但又擔心日後會更困難。」
讀了這些字句，恐怕沒人不會感嘆。胡錦濤在智利對特首董建華施政提出了「九字方針」：求發展、求穩定、求和諧。可香港近期在所有非政治問題上的爭論證明，哪怕港人都相信「發展是硬道理」，「發展什麼」、「如何發展」的問題依然可以變成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起因。一個缺乏基本信任的社會，任何「發展」都幾乎寸步難行。
不過，在談論如何建立社會互信之前，應該談談香港社會近年來出現的一些非常「非香港」的想法。從上面引用的這些字句，我們不難發現有些值得認真思考的基本假設。「滿身銅臭的地產商」這句話，背後意味著對商人牟利的不屑，對商人追求利潤的譴責；「其實我都想你做特首」的弦外之音，是對財政司司長「特首夢」的揶揄，背後隱含了對權力欲的鄙視。可見，對追求利潤和權力的譴責，已經變成了對西九龍文娛工程、教育政策、財政政策、福利政策等等爭論中兩個基本論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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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要說沒有人可以確認二人是否真的在為特首一職謀略，就算是的，「權力欲」、「野心」，或「雄心」、「抱負」，無論怎麼稱呼，它本身又有什麼罪呢？人類從古到今，從中到西，哪有沒有政治競爭的社會？民主政治的安排，本身不也是建立在假設人都是有利益、私欲，有「野心」爭取自己權益的基礎上的？民主政治的安排，恰恰是要為「私欲」、「野心」安排出路，用制度來將這些個欲望規範化，讓他們在公平競爭中得到宣洩，而絕對沒有否定權力欲望的本身。
從香港大眾的角度，愈多精英競爭，他們就愈期待得到社會的支持，於是他們也就愈可能向大眾靠攏，對社會的脈搏也就愈貼近些，在沒有直接選舉情況下，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所以，有「野心」當特首本身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局長們有沒有用社會公器來為個人的「野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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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個資本主義社會，追逐利潤過去是天經地義的。但這個觀念近年來由於社會的多元開放，為爭取社會公平、公義的組織愈來愈多而日益受到挑戰。本來，追求利潤與公平競爭、社會公義平衡地來討論是好事，但就目前爭論中所表現的敵視和對立，卻難免讓人懷疑社會情緒的「鐘擺」是否擺盪得有些過度。......但話又說回來，如果人們因此認為地產商應該做賠本生意，將紅灣半島的處理來交換發展西九龍的「資格」，或者要求將某某地產商納入「黑名單」從此不予發展項目，也不應是解決問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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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缺乏互信的社會，建立各種制度尤其重要。建立制度實際上就是用法律的方式將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不可信」的關係變得「可信」。而這個「可信」不是來自盲目地推測和估計，而是因為制度讓大家都做出「可信」的行?，否則就會遭到制裁。
西九龍也好，「三三四」也好，銷售稅也好，財團、文化團體、弱勢團體、教育團體都應本著確立原則，建立制度的心態去討論。要商人不追求利潤，要政客不追求權力等於是將談判的底線拉到「不可達」的高度，結果爭論沒有任何建設意義，迴避了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而大家結果就一起走進一條根本沒有出路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