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 12:00-1:30 pm梁寶山曾德平 「慢步綠蔭下」(攝影：Thompson) )刪撮版刊今日《明報》
前言：
2008年3月5日，與眾藝友時代廣場野餐暢聚，非常愜意。後來朋友之間怱發奇想，才搞出個比賽來，化私為公。關心我們的公共生活，尤其公共生活裡的藝術，對香港的許多藝術家來說，非始於今時。只是看到這兩周以來，也不知是那裡來的各種鬼主意，才更覺路是要時間慢慢地走出來的。這文章寫得不好，因為想要整理的問題太多。
另謝凌柏年君投稿《明報》，給我機會再思這些年來的實踐與想法。順提一點，寫文章，多理性思考與討論是好事，唯我最擔心的是像這種沒有把問題放在當下處境(situated)再把書本中的道理講清楚，然後各打五十大板的寫法，(不知是否受了劣質的通識教育影響)近年來好像越來越流行。我早年的文章也常犯這種毛病，現正努力改過，希望文友引以為戒。
原文：
已經忘記，那是1998年還是1999年。六月，總叫人納悶。當到維園去變成沒有選擇的指定動作，「未能忘記」喊出來更像再次承認我們的無能為力。民主自由聽來抽象，行動起來其實在應始於足下。於是忽發奇想，把藝術界的道路傳聞發揚光大，以行動來認定那怕割據文化中心一角的法國人，就是「我們的」民主女神。急急找來近身朋友做發起人(何慶基、鄭嬋琦、曾德平)，用web 1.0來發放消息，呼籲市民自行發獻花，換來是《明報》一篇A4版的一篇報導，和《星島日報》的一則消息，前市局署急忘澄清。六四傍晚，和當時還未參政的李偉儀抱着自製的花藍穿街過巷到尖沙咀，巨人腳下，果然有幾枝由市民扔下的白色小花。此後每年六四，我總會與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在法國人腳下碰面，而文化中心亦因此被添上幾分政治意味─和用來阻礙市民獻花的花圃。
我喜歡讀書，但我的本業是藝術。有時文章寫多了，便會擔心自己過於頭巾氣，未能多做實事，與現實脫節和欠缺幽默感。我說的實事，有時是利用自己藝術家的身份直接介入社區和社運場域，把自己、戰友和市民種種無以名狀的情緒或理念化成看得到聽得見的作品，進而翻出被排除在可能性之列以外，對物、事、人和對未來的想像和理解。在天星皇后運動裡，「社運份子」與「藝術家」雖然合作無間，但其中苦樂參半。除了往往都是急奏章地考驗藝術家的急才和無中生有(零budget)能力之外；尤有甚者，引用藝友ger的比喻是「把藝術家當成龍虎舞獅」，旨在傳媒時代引人注意，藝術與運動扣不上必然關係。這實在不關個別藝術家能不能放下身段，而是社運有沒有好好讓藝術發揮應有的能量。就是非常工具性地把藝術當成政治的宣傳，也應找符合內容的形式─每年看七月一日當我看見法輪功的天滅中共大隊與愛國遊行，我真是觸目驚心─同樣都是以民族歌舞耀武揚威，沒有留意標語的話，分分鐘會誤會成法輸功與民建聯竟連成一線。當權者把政治美學化的政治化粧術古已有之；而對治的策略是美學政治化，把美學的政治本質突顯出來。故此所謂「騎劫」，是把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藝術圍堵政治，不讓當權者所專美矣！況且藝術與行動(或曰：革命！)都是為了追求美好生活，美學思考與藝術實踐能豐富行動的本義，肅穆而絕不兒嬉。當然我相信沒有人會天真得以為藝術能取代革命和理性討論(正如我會不懨其煩在這裡寫文章)，只是沒有美學反思的革命就算成功，其結情感內涵無寧只會空洞無物，亦無能展現革命之美好。而亦只有藝術，最能把人從勞役之中還原為人。
這些大道理，有時是講多無謂，因為不義之所在各有前因，要對症下藥，除了要讀好書，還要審查語境之異同。哈公伯馬的公共領域論，德語Öffentlichkeit，非單指物理空間英譯多為public sphere，華文學術界流行的譯法是公共領域(公共論域是台灣學者曾慶豹的譯法) 。哈公的研究，有其特定的歐陸歷史語境，特指城市資產階級文化領域。怎樣把歐西理論變成具有批判力與本地適用的理論公具，需要身體力行。香港具體公共空間的實際情況，是未能成功脫離殖民統治已被財團所壟斷，廣場與商場幾成同義詞(見拙文「尋找香港的公共空間─願國殤之柱與回歸寶鼎共存」《明報》1998年6月2日)。一晃十年，香港進入西九時代，文化成為商品早已不是新聞─但文化只能成為商品是新的問題核心！殖民時代結束，但高地價變本加厲，地產商一條龍包攬市民公私生活─從使用什麼網絡到閱讀什麼報刊雜誌、公眾地方強迫接收什麼頻道廣告與音樂影像、廣場中央的和必經之路是放置朱銘還是幾米─擬似的公共藝術製造成擬似的公共空間，然後化公為私，只容市民觀光拍照卻不容人自由發揮、聚集對話。當我們的生活和創作空間被不斷壓縮和商業化，民無立錐之地以自發功佔據空間，騎劫是以聰明計仔，突出化公為私之荒謬，以意義之爭奪回公共空間的詮釋權；或以幽默方式，以糖衣包裹政治，降低參與門檻。而這次帶頭示範的，是如假包換的藝術家李傑、程展緯；而躲在筆名背後只講不做，實在有欠理性討論的道德勇氣。
比賽自公佈以來，facebook幾日間已有過百人回覆。可能是因為網上群體比較幽默，能打破成規、接通全球種種創意互動。然而起初令人失望的，是回應都是「什麼時侯有咩玩預埋我」之類的話。香港人積習的自由當中並不包括自主與自發性，渴望參與缺乏想像力，一時間難以撥亂反正。於是兩周以來，我們幾個野餐客真人示範，種草有之、慢步有之。幸而其他朋友亦聞風而至，包括莫昭如、三木與大隻東關於西藏的行為藝術；好戲量街頭誠徵女朋友及以freeze行動為楊秉基慶生辰；學生為廣場添置沙發和唱歌；有趣先生街頭賣藝等等。這些「創作」當然不比商場藝術的一般貨式地討好，有些看起來甚至有點無聊或者過於沉重。3月18日，在苦無大樹遮陰的時代廣場，友人曾德平為我撐着大片綠葉，二人同行慢慢地花了一個半小時，才從大電視的一端走到廣場時鐘的另一端。同樣都是走路，但在急促的城市，卻成為異常的舉動。除了拍照等指定動作之外，從大樓下來的上班族一面抽煙一面討論，又有老人家向不相識的路人問是不是什麼宗教儀式在進行。而筆者訪問旁觀freeze行動的路人甲，問他認為此舉應否容於公共空間，他的反應是：「唔阻住人行咪得囉！咁大家自己遷就咪得囉。」同時間，居港法國人路過，說認為香港市區的綠地實在少得可憐，香港人生活只有工作，這種地方應該要更加親近人群(people-friendly)！過後有參與者在自己的博客上留言「停下來的一瞬間, 專注地聆聽四周的聲音和反應...突然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http://hk.myblog.yahoo.com/iceberg_ho225/article?new=1&mid=104 ) 藝術之必要，是透過有趣的(interesting)的方式，令覺得事不關己的陌生人提起興趣(interested)，否則─沒趣的公共空間，就是完全自由開放(像那些在天橋與大廈之間的雞籠公園)，也只會無人問津。而把自己的創意念頭化成作品帶到廣場，更是親證空間的自由/免費(free)，把文化還原成不只是商品的多元模式。自行組織，爭脫被安排的命運，是建立自主性的開端，重扣公共空間與公共論域的關係。空間開放了，市民可以就地直接溝通，規則自定，不再假手於保安員、政府和財團，公共論域才能生成─而時代─才堪稱之為廣場。
(斷估唔拉之騎劫時代廣場比賽，詳情請參http://hijackpublicspace.wordpress.com )
後記：
若各方朋友覺得意猶未足，有幾本小書可與分享：
Jacques Rancie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Creative Times, Who Cares, New York: Creative Times Book, 2006.
梁慧玲 鬈毛妃：《或者藝術或者革命─莫昭如的藝術實戰》，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2004年。
延伸閱讀﹕
凌柏年﹕〈約束之場所，漫無目的之對抗？〉
luke﹕〈重貼騎劫遊樂場第一章:床單升旗禮(回應凌柏年(1))〉
luke﹕〈行動(回應凌柏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