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決定寫這個專欄時，心裏有點膽怯，倒不是因為怕大學高層找我算帳，而是大學是否不斷有值得評議的事件？單從新聞的數量來看，我可能過慮了，我發現，每隔一兩個星期，總有壞消息。執筆之前，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9名負責指導實習的資深半職導師同時「不獲續約」，系方及校方解釋，因為有財政赤字。大學怪談層出不窮，大概只要編輯許可，還可以寫好一段時間。
我對理工大學及應用社會科學學系的狀况，不算很了解。但有一點很清楚，學系所謂財赤，並不能用一般小生意來理解，不是現金收入抵不過現金支出。學系不是雲吞麵舖，除非它有辦自資課程，例如授課式碩士課程或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否則它根本沒有多少隨時動用的現金收入。即使學系有現金收入，它不是法人，也要把錢存在大學裏。不少學系完全沒有自資課程，因此，一般學系的所謂「收入」，大部分是大學根據一些指標計算出來的，例如，主修生人數及修讀學系開辦的課程的學生人數。至於學系的支出，也是直接由大學支付，主要是行政及教職員的薪金，僱主是大學，並非學系。
被大學計算出來的學系「赤字」
學系的「赤字」或「盈餘」，是大學自行界定後再計算出來的。用「無良老闆」來形容理大固然合理，因為小市民沒有責任，也沒有耐性搞清楚你的胡塗帳，才作評議。然而，這畢竟把問題簡化了一點。
說來奇怪，不少學系的老師對系裏所謂開支收入也沒有很了解，有時連系主任也不清楚，直至大學告訴他﹕對不起，你們系欠債纍纍！不過，一個系的財政狀况，與大學整體財政狀况沒有多大關係，只是一種美其名「自負責任」、「競爭」、「預算約束」的新自由主義遊戲。理大的盈餘數以億元計，但應用社會科學系作為理大其中一個大系，卻被大學計算出來欠下幾千萬！此事發生之前，我已聽到不少香港的大學學系突然被告知赤字，這應該是大學高層盤查的結果，而遭殃的大部分是全職短期合約教員（例如授課導師、講師等）。
但說「赤字」是莫須有，也不完全準確。我估計，一個學系之所以有赤字，是因為透過開辦課程所服務的主修及外系學生人數不夠多（即所謂headcount），所以，收入便不夠了。另一個原因，也可能是支出太多，聘回來的老師太多人；當然，具決定性的不是薪水不算高的半職導師，而是各級全職教授。
有人可能會覺得，如果是學生不夠多，便不會多聘老師；如果是老師多，按道理應該可以多招收到學生修課程。而現實是，這兩個看似互相之間有點矛盾的情况，通常會同時發生。即使不至於荒謬至愈多老師愈少學生，或愈少學生愈多老師，但常會出現一種情况﹕招聘回來的老師增多了，卻沒有增加多少課程數目，也沒有多吸引修讀的學生。因為，招聘回來的許多全職教授，需要從事的學術研究出版的工作量，愈來愈多於教學工作，教學工作日漸交給短期合約的講師或導師，他們薪酬與工作性質都有明顯差別。這種分工，在香港的綜合型大校（如中大、港大及科大）裏日漸明顯，理大也不例外。理大的應用社會科學系鍾劍華教授早前撰文，已確認了系內的這種分工趨勢的存在。
開源節流？裁掉基層教師最容易
出現了赤字，自然想到開源節流。開源，對學系來說不容易，主修生人數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及大學一層一層定下，不會隨意增減；多開選修課搶其他系的學生，也需要經過校內程序，有點杯水車薪，遠水救不了近火。節流則最簡單，既然薪酬是最主要開支，當然是裁員。按道理，裁走高薪教授是最直接的解決之道，不過，通常不會發生。理由之一，當然是因為做決定的就是高薪教授自己，但除了既得利益的原因外，還有更多。
首先，終身教席的教授近乎動不了，即使沒有終身教席者，也有較長合約規範（一般數年），以及一定的評核，按我觀察，很少中途終止合約。而且，裁掉從事研究出版的教授，豈不是削弱了學系的競爭力？在5年左右一次的RAE（研究評審工作）裏，若大學輸掉來自教資會佔25%的「直資研究撥款」（R. Block）怎麼辦？所以，催迫教授多教點書也不是上策（哪有時間做研究？）。於是，裁掉只有幾個月或一年的短約的基層教師是最容易的，換成更容易控制成本的件工更化算，但這到底能省多少成本呢？可能不多，但起碼對上級有點交待，裁掉這些基層教師，管理層不在乎，即使教學質素變差了，亦不礙事。教學無統一清晰的評核，所有大學用更多的文件、愈來愈繁複的「質素保證」、海量的評審等等，便可安撫UGC了，因此也幾乎影響不了餘下75%的教學撥款。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應用社會科學系一邊裁掉5位老師，一邊繼續招聘助理及副教授。
說到底，這不是良心問題。但說是體制的錯、UGC的錯，就等於說是社會的錯一樣，讀者一定罵我說廢話，連大學裏的同事也會對我報以噓聲。值得我們反省的問題當然還有許多。首先，我們教職員不夠團結，包括我自己在內不夠關心員工權益及大學政策制度是個大問題，因而任由UGC及大學高層魚肉基層員工。另一個值得深究的是，香港的大學校長，以至他身邊的大學領導層，到底有沒有自主意志。他們即使不能或不敢正面對抗，也可來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軟性反抗。換言之，這便涉及大學校長（也包括一眾高層）對大學的視野及領導能力，當中也體現到整個香港的管治問題。
大學領導層就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我在嶺南大學裏工作了超過15年，職位低微兼社交能力差，近年才躋身特權階級最底層的助理教授位置（我也做過10年以上的短約教員），不要說校長，就算是院長，我也永遠跟他們保持極大的距離。但是，作為小職員如我，也能看到大學領導層視野及能力的局限，也看到不同校長的差別。
特首有權委任大學校董，校長由校董遴選，校董會主席又往往是特區政府信得過的權貴，例如我們學校前兩任的主席是前特首梁振英及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他們管着校長。所以，期望校長跟政府與UGC對着幹是很難的，但這並不是說，校長必然是政府傀儡。我之前見識過的陳坤耀校長及已故的陳玉樹校長，前者曾罕有地跟UGC及教育局公開對辯，甚至質疑UGC的撥款方式對教學為重、人文學科為主的小校不公，「博雅教育」這招牌亦是在他任內確立起來的。另一位陳校長在公眾場合比較低調，在校內平易近人，如今我更清楚知道，他當年抵禦過不少上頭壓力；例如，在他任內，RAE的壓力跟現在相比少很多，也令同事感到學校重視教學。這兩位校長同樣長年在體制裏打滾，但比起如今許多校長，只懂遵照由UGC定下來的遊戲規則辦事，爭排名、爭撥款、爭捐款，高出了幾班。
理大坐擁豐厚的盈餘，難道就不能繞過荒謬的遊戲規則，體恤一下走在最前線的教學人員？算出來所謂幾千萬虧損（除了大學高層自己去追數，誰會去追？）真的那麼重要？比教學、老師及學生還要重要嗎？大學一層一層按本子辦事，麻木不仁，無法自主，似乎只是整個管治格局的一個小例子。
感謝《明報》編輯編輯整理，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