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民間團體X的成員，今天參加了一個關於X議題的學術會議（註一）。我參與這個團體已經八年，對參與會議學者的名字卻感到陌生；單看論文的題目，很難及早覷見他們會發表些什麼；在網上查找，也很難發現他們在X議題上的言行紀錄。
毋庸多說，這個會議其實與我的團體毫無關係。
在會議前，我努力試圖說服自己：我長期關心X，不代表其他人不能用別的方式關心；社會上有不同的崗位和分工，各自總有各自的貢獻；作為一個全港市民聚焦的熱點，多人關心總好過少人關心；我確實應該謙卑一點，不要太早論斷別人的功過；我又想起《聖經》中的法利塞人，「自義」乃是無可救藥的愚昧和虛妄......但我卻始終難以明白，根本不能明白，為何探討一個全民關注議題之際，這個會議卻彷佛遠離這座城市。
這，正是此會議強烈地吸引著我的原因。
專業介入的價值
在會議上，令我覺得較有意思的，是有學者引述 Per Gustafson and Nils Hertting (2016) :“Understanding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Participants’ Motives for Participation”一文，指出持份者參與公共事務的不同動機，可分為私人利益、公眾利益和專業介入三類。前兩類都很容易理解，但專業介入作為一個獨特類別，專業人士抱持特殊的背景和心態，卻正好呼應了學者參與此會議的動機。
正如上述文章的作者指出，專業介入顯然並非從私人利益出發；但與公眾利益的政治性相比，專業介入則較為非政治化。儘管未必在參與過程中直接收受利益，但專業人士傾向相信，這是他們工作或職業的一部分；而且正正由於他們不涉直接利益，因此就更自覺能以超然的角度介入，並通過專業知識的運用，從而捍衛某種較諸利益團體政治更高的價值。
在我看來，這類所謂專業的超然角度，尤其對公共議題來說，其實只是開脫「堅離地」的慣用借口。它們容或擁有漂亮的述語和理論包裝，看似為議題提供更宏觀的視野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但卻總是與社會現實存在巨大鴻溝，以至無可避免地停留在空中樓閣討論。他們宣講的對象也絕非香港市民，必然只能是「圍爐取暖」的專家小眾。一旦必需觸及當下具體現況的描述，便只能宿命地淪為新聞報導的重覆輯錄，一味將冗長繁瑣的細碎資料不斷背誦。
「扮無知的面紗」
若然接受如此一種所謂的專業介入，便難免陷入一種溫溫吞吞、模棱兩可的和稀泥狀態，力圖避免表達明確的傾向和立場，但求在不同利益和立場之間取得「平衡」，從而突顯一己的專業性和超然性。尤其甚者，它更有可能藉著花肖的學術語言迷宮，以達至某種似是而非的論點或結論，從而展示研究的應用性和有效性。自圓其說之餘，自我感覺良好。
在會議上最常聽到的概念 ，竟然是羅爾斯（John Rawls）的「無知的面紗」（veil of innocence）。若非通過一眾學者的創意演繹，我也實在難以想像得到，它竟可被如此妥貼地挪用作「扮無知」、「扮超然」、「扮天真」的工具，最終均導向某種大同小異的論調，合理化貌似合乎程序公義的不平等現狀。毫無懸念，這絕對是對羅爾斯的公然施暴，但畢竟羅爾斯早已過世，死無對證。再多添幾個述語和名詞兜兜轉轉，一切荒謬絕倫的論調，突然盡皆看似理所當然。
這難免讓人想到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其實這些都不是什麼大奸大惡的人，甚至像是有點良心的知識分子，似乎還很關心香港的前路和出路。就正如阿倫特筆下的納粹戰犯艾希曼，「他不粗野，也不是非人類的，更不是難以理解的。他既不陰險姦刁，也不兇殘專橫，而且工作上盡職盡責。他除了對自己提職晉升非常熱心之外，恐怕沒有任何不良動機，也不可能構成任何犯罪。然而，這也正是他最危險、最可悲之處。」
在阿倫特看來，「平庸之惡」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種理論或教條，而是表現著一個思想空洞的人所作的惡。 「艾希曼既是一名循規蹈矩的職員，也是一名和藹可親的父親，但他在面對抉擇時候的無思——沒頭沒腦的魯莽、無可救藥的迷茫，抑或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卻是黑暗時代人們的顯著特徵。惡始終只是一種走極端，從來都不是極端的創造，它沒有深度，也不是什麼著魔。」
「它會把整個世界夷為荒漠，之所以會這樣，恰恰在於它的蔓延方式，如同在膚淺的表面瘋長的蘑菇一樣。」（註二）
魯迅筆下的看客
除了阿倫特，我還想起了魯迅。在他筆下的看客，犬儒著、虛無著、冷眼旁觀著、甚至是消費著、吸啜著別人的苦難，和艾希曼實在異曲同工。「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 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舖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們的犧牲能給予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 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註三）
在《阿Q正傳》的末端，阿Q作為一個無辜的犧牲者，眼看著就要被送上斷頭台，路邊圍觀的群眾們既沒有同情，亦沒有為同胞的犧牲而悲哀，獨剩下看戲的心情。有這麼一個場景，發生在阿Q正被押著遊街示眾時，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沒志氣，竟沒有唱幾句戲。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Q在百忙中，『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
「『好！！』從人叢裡，便發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聲音來。」
註一：其實X是什麼並不重要，問問自己的良心便是了。
註二：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books, 1963.
註三：鲁迅：〈娜拉走後怎樣？〉，1923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