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Alex Leung
筆者有不少中、小學同學在投身社會後頗為懷念昔日校園的生活，但筆者並非如此。在印象中，教學表現出色的老師剛好「一隻手嘅手指數得晒」，其餘大部分的老師均只是依書直說，把教師用書的資料搬字過紙抄在黑板而已。
個人認為，老師教學表現未如理想，並非是致命傷，只要她們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作學生的仍可望透過自修追回學習所落後的進度。最大的問題，是她們愛心滿溢，對筆者大搞一系列的Mirco Management措施，希望筆者依照她們預定的軌跡行事，她們往往認為這是「適度有為」的干預（或許她們對筆者學習高考經濟科有莫大的間接幫助）。加上筆者在小學時已開始在週記中記載一些與賽馬有關的事情，與傳統教育的價值理念大相徑庭，故自然成為了不少老師的「眼中釘」。
不知有幸還是不幸，筆者接受了幾年大學教育後，第一份工作竟與賽馬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到了一間中學從事教育工作，彷似自己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侯群般。平情而論，筆者迄今仍感激當時願意破格聘用我的上司（筆者並無教育文憑學位）。但自問一直也不特別喜歡中、小學校園的環境，所以早早便決心在約滿後離開，以免耽誤自己和別人的時間。
無論如何，在職期間與學生家長接觸的片段，始終令筆者印象非常深刻。筆者並非任何一個班別的班主任，原不需負責與學生家長溝通的事宜。但學校高層說我跟某一個班別學生的關係不過不失，所以便安排了筆者與該班別的班主任一同在家長日接見學生和家長。
總而言之，對部分學生的家長肯定畢生難忘。
其中一名學生的成績在班內已是名列前茅，但他／她的家長在我們面前大肆批評他／她其中一、兩科未能考獲全班前三名，並在我們面前罵他／她有時晚上七時後才回家，沒心機讀書，云云，最後因時間有限，那位家長才願意在我們面前收口離去。
另一名學生的父親經常在內地工作，基本上沒多少時間關心自己的子女，卻又同樣地異常緊張自己子女的成績，結果又同樣地在我們面前破口大罵自己的子女，那位學生全程低頭不語，生怕老師也對他／她留下壞的印象。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例子可以列舉，不過擔心說得太多，會讓自己從前的學生辨別出文中所指的是誰的家長。
現時已有不少媒體年復年地披露不少香港中產家長因望子女成材的緣故，在他們兩、三歲時已開始安排大量資源去作催谷。但筆者可以非常肯定地說，不少基層家庭的家長也會同樣對自己的子女作出苛求，甚至乎要他們戰勝在中產家庭長大的同輩以改寫命運。
毫無疑問，是否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也可能會擁有快樂的童年生活。但前提是親子關係融洽，父母與子女互相諒解。在筆者眼中，那些對子女成績諸多苛求的基層家長，其實便是一些連水晶宮的班費也付不起，卻要求子女交出曼城般的戰績的怪獸家長。試問學生長期在Mission Impossible的環境下長大，又怎可能感受到快樂和建立到個人自信呢？
很多時說到這裏，便會有人引用一些在基層家庭長大但品學兼優的名人例子，去論證基層學生交出曼城般的戰績其實是Mission Possible，其他基層家庭長大的學生未能照辦煮碗，只是他們個人不夠努力，失敗與人無尤。可是，這種論述往往嘗試以特例去掩蓋恆常性的悲劇，其荒謬程度等同於有人認為劉翔曾代表中國勝出110米跨欄奧運賽事，便足以證明中國田徑運動已達世界頂級水準。
亦會有些人指，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為所有莘莘學子提供公平教育的機會。但筆者認為這並不足夠的。絕大部分學生在成長階段，不免要真實地面對與父母的關係，如果父母的心態不變，那麼他們仍然要面對上述的困境。故此，教育莘莘學子的同時，理應同樣重視教育他們的父母。
然而，這才是最難做到的事情。一來，學校的資源有限，老師難以與逐個家長深入地接觸，調整他們對子女期望的合理性。二來，一個人到了為人父母的階段，其個人價值觀多已牢牢地形成，要改變怪獸家長根深蒂固的偏差思想可謂難於登天。
或許到了這個地步，只能慨嘆香港有不少為人父母的成人，其實不具備成熟的心智和品格，結果造成不少跨代問題。現實上，基層學生能否破格地擺脫命運的枷鎖，只能視乎他們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