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秉鳳
趙永佳教授（Stephen）在中大社會學系任教多年，現時是學系副主任。除了教學及研究工作外，系務佔了他工作大部份時間，包括教職員的升遷、工作待遇、學生的成長問題等等。同時他亦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經常於報章撰文以社會學角度評論時事，亦有參與扶貧委員會的工作。光是上述這些，已難以想像一人如何能分飾多角，但過去十多年來，他還積極跟進及協助中學通識科的課程發展及教師培訓。到底當初趙教授為何會開始關注通識科的發展，在各種繁重的工作負擔下，為何仍能一直堅持推進通識科的發展？筆者嘗試透過這次訪問稍作理解。
開始的契機與過程
Stephen坦言，一開始是為了收生的考慮，而接觸中學通識科。社會學系在中學沒有橋樑和窗戶，不同於很多人也有修讀的科目（例如地理科），要讓中學生有機會認識，就想到和中學通識接軌。那時通識科仍是高中高級補充程度（AS Level）的科目，修讀人數約3000人，只有幾十間學校開辦。社會學系本身難以出資，Stephen申請教育統籌局資助，做教師培訓，學系本身就辦一些不太需要花費資源的活動，例如社會研究入門講座及社會專題研究比賽等，讓通識科的師生參與。
後來開始蘊釀將通識科轉為必修科，Stephen就認為要開始組織教師，以免讓官僚主導整個過程。2000年，他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籌備及成立了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後來每年的會員大會，都在中大辦，社會學系和聯會之間的關係一直很密切。
同時間，Stephen也加入了課程委員會，開始時是成員。做了三年後，由於他的政治立場較隨和，能盡量平衡各方意見，社會學系本身亦沒有做教師培訓，沒有利益衝突，這些條件讓他當上了委員會主席。一路下來，訂立通識作為必修科的課程內涵，及後就各方解釋課程，討論如何執行等問題。到現在，通識必修科推行了一個週期，委員會開始做短期檢討，包括課程本身的檢討，以及考評相關的問題。
參與通識課程的重要性
雖說是因收生考慮開始，但Stephen往後付出之多，明顯已超出當初動機所需，那到底是為什麼？
Stephen說他現在對大學一年班的同學，會這樣說：「社會是不完美，世界是不完美，讀社會學是幫助你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生存。」對社會上不同的現象及問題，提供研究方法及分析角度，是社會學理解世界的方式。Stephen一直參與制訂的通識科課程，其理念重在讓學生透過探究各種議題，提升他們的社會觸覺，讓他們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培養他們批判思考及自我學習的能力[1]。這與他對大一學生所說的話，有其相近之處。
改制前的高中課程，連培養學生讀報的機會都沒有，更不要說讓學生有分析及討論社會議題的能力。Stephen的中學經驗已在二三十年前，接觸了通識科後，了解了現時中學的情況及其中的問題，使他感到改進及完善通識課程的重要性。「起碼現在每個同學都讀了幾年報紙，老師也可以有位置在課堂上講六四，以前是沒有學科會講的。其實這些都是學生理應接觸的東西。」
通識科內的專題研習報告，更是接觸到社會學專門知識的部份。Stephen很重視通識科探究問題的方法，師生之間會有種誤解，認為研究就一定要做問卷調查，又或者一定要有多於一種研究方法。後來他們就開辦工作坊，解釋何謂社會研究，講解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及訪談，同時也會教授做問卷調查的正確方法。
「這些是社會研究的建立，是科普工作（public science），我們有責任去解釋這些東西，有些學生以為做民意調查就是社會研究，譬如問支不支持三色回收桶， 而不是研究三色回收桶是否有效，作為一份報告，作為一種社會研究類型，我們有這個專業知識及責任去幫中學的老師，我們就做了很多這些東西。」
其後的發展與轉變
通識科行了幾年，到現在社會上開始有不同聲音。例如建制派在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科一役後，就開始推動「反通識運動」，更有立法會議員提出「為什麼左派學校都有學民思潮」這種問題，質疑通識科的教學及考核方法。到底是不是因為通識科的開設，而讓學生趨向政治化？
Stephen提到，有一些是當初在設計課程時的問題。課程一開始時就有一個方向，是要涵蓋公民教育的部份。在香港議題裡，一個是法治與政治參與，另一個是身份認同，本來就很有政治性，課程又要涉及中國。那時候已加入中國傳統文化在課程裡，但這科始終不是以往的中化科，所以後來建議講一個社會組織，就建議講家庭。可是講家庭又有意見覺得太狹窄，不能盡說孝悌忠信五倫等等，於是又說要講傳統節日。以上例舉只是想指出，通識課程在一開始就盛載了太多期望，有些亦是建制派一開始覺得要這樣做的。
「本來是可以討論的，太政治化的議題對同學來說本來就較難掌握，原本可以考慮兩個議題減一個，因為現在課程本來就太多，但就是建制派將事情政治化起來，現在問題變得很難傾。」現在如果他提出減去一些內容，例如是減去一些較政治化的部份，又會被批評與梁美芬等是同一陣線，事情頓時複雜起來。
Stephen說早幾年他已經說通識的新一代會很不同，但在他心中，讀過通識的不一定是本土派或泛民，應該是更開放、更敏感、對社會有更多關注。早前他有幫中央政策組做過研究，結論是社會矛盾多，一定會有一班年青人激進化。他覺得不能夠以為可以遮蔽年青人的視野，即使課堂不教，他都會在社交網絡看到，但你不教他去分析問題，就會產生偏見，如「蝗蟲」那種歧視性用語才會應運而生。
通識科就是這樣，老師可以有立場，但他上課時要持平，要把雙方面的主張所有論據拿出來討論，再進行思考和批判。當初有進步人士怕學生不能寫太進步的東西，現在又到建制派覺得評核人員太「進步」。「其實通識不是這樣的，現在的評核制度是做得幾好，每份卷都有兩個人改，只有通識是這樣，就是因為他的開放性，沒有人應該因為他的立場被處罰」。
教學、研究、通識
Stephen在通識科上的參與，全都是在公餘的時間去做的，並沒有得到額外的支援。他總是說，現在在社會上做這些公共事務是沒有獎的，甚至教統局給他的七十元交通資助，他都要報稅。無個人回報的工作，能持續下去，是他對學科的堅持。這兩年收生見學生，他都覺得學生有明顯不同，以往社會學系的收生成績也不差，但很多同學來到面試都是你問一句他答一句，現在的學生感覺上靈活了，在溝通、闡述自己看法、甚至英語水平，他覺得都有好轉，他認為這都是修讀通識科帶來的轉變。
在各種工作裡面，Stephen花最多時間其實是處理系內行政工作。他早幾年也做過社科院副院長，但在中大做這些吃重的行政工作，連學科減免都沒有。更不要說研究，在同行去美國歐洲開會時，他就在見本科生學生、去中學開會。他曾因為種種工作壓力備受困擾，心理不是很平衡，半夜醒來沒法再入睡。
現在他盡量減少各種公職，對外只剩下比較重視的通識科顧問和扶貧委員會，在校內只處理學科事務。未來他希望能夠多做一些研究工作。他主要的研究方向都是不平等（inequality）問題，尤其是年青人的。例如修讀副學士和高級文憑之間的差別，青年人社會流動性的問題，他在做一個研究，跟進一班中六同學，在中學畢業後一年的路向。這些東西香港沒有資料。另一個是通識和階級的問題，他要知道是否中產的成績會好些，基層會差一些，如果研究結果是這樣，就要爭取政策改變，投放資源去協助他們，他不希望自己有份開設的學科，最後是會減低低下階層孩子入大學的機會。他認為這些研究對社會是有用的，雖然未必可以做到世界級的研究，上不到國際級的journal，但是他仍希望透過這些研究，用他的方法去改變這個不完美的社會。
註釋
[1] 2007年通識教育科課程評估及指引（中四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課程理念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