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紀南@前線外展社工
於「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文件中指出，社區驗毒計劃並非新鮮事物，並援引瑞典1993年的海外經驗，聲稱社區驗毒有效處理吸毒問題。(禁毒常務委員會，2013)。但魔鬼在細節，禁毒處在學習瑞典的海外經驗同時，卻隱瞞瑞典經驗的真相給大家市民。
瑞典經驗的真像
瑞典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便推行「無藥社會」(Drug-free society)，並對濫用藥物實施「零容忍政策」(Zero-tolerance approach)。包括﹕要求觸犯藥物有關法例的人士(青少年及成年人)參加強制住院式的戒毒。(C.Hallam ,2010)。聯合國轄下的毒品與犯罪處(UNODC)公佈數字亦指出瑞典的濫藥人數，不論青少年(18.1%)及成年人(2.1%)都處於歐洲的低水平。(歐洲青少年吸毒比例2.9%-48%，成年人吸毒比例0.4%-14.6%)。
從數據上而言，瑞典的政策似乎有效處理毒品問題，但歐洲其他沒有推行社區驗毒的國家，例如﹕葡萄牙(17%)、匈牙利(19.1%)都有接近甚至更顯著的成效，不禁令我們質疑，社區驗毒是否唯一的出路嗎？2008年瑞典校本研究更發展學生濫用大麻更有倒頭上升的趨勢，反證了社區驗毒絕非打擊毒品的靈丹妙藥。
其次，瑞典的特殊歷史文化背景亦與其禁毒政策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瑞典種族及宗教上都屬於單一形態的社區，接近87%人口信奉基督教。民族的單一化，亦令濫用藥物的瑞典人更被接受為一家人，而並非排斥於社群之外，減少污名化的影響(Stagimazation)。香港為多元文化的社會，推行同樣的政策是否「符合國情」，我們存在著的疑問。
東施效顰的禁毒處
即使瑞典現在的社會對社區驗毒政策亦有很多的保留，而社區驗毒亦並非唯一能夠處理毒品問題的方法。我們對於禁毒處面對一系列仍然未梳理的疑問下，包括﹕污名化的問題、社工與青少年的關係破裂。而成效亦是未知數的情況下，為何仍然推行富爭議性及未及廣泛諮詢下仍然強推計劃呢？還望我們的官員三思而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