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
讀畢許寶強《回歸人心》一書後，深感全書對香港當前的困局有很好的剖析，謹將全書要點整理如下，並在最後提出香港教會及基督徒可以一起思考的幾個問題：
1. 香港正從威權管治進入極權主義臨近的時代，「一國兩制」步向終結。不過，香港人要懼怕的「一國一制」，不是「社會主義」一制，而是「資本主義」一制。這種「資本主義」是一種「由大企業（往往透過勾結政權）主導的壟斷遊戲」。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的政權，卻明目張膽地採納經濟增長掛帥、鼓勵資本不斷積累的邏輯，正式確認其已轉向歷史資本主義的洪流。「一國一制的來臨，並非是中共消滅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以更壟斷、更有利於權貴不斷積累資本的強勢，併合加固又同時極化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削弱民間對壟斷資本擴張（例如各種大白象工程）的抗拒和監督，消滅不斷積累金錢以外的其他價值（例如民主自由），那麼我們需要擔心的，也許不是『馬照跑舞照跳』的諾言不保，而是肆虐全球的資本主義壟斷遊戲和積累邏輯，真的會在五十年甚或更長的時間，於香港和中國，保持不變，或變本加厲。」
2. 極權臨近時代的香港，政權銳意進行人心回歸「獸性」的文化改造工程。他形容，此乃政治與道德的「經濟化」，即把人還原為只剩下物質需求的動物，突顯出除了狹義的經濟物慾外，香港人不存在其他面向的需求。所謂民主、自由、平等、多元等價值，均為「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親中港政權的建制力量近年在公共討論中提出反對「政治化」，大力鼓足「中環價值」、「愛國順黨」，正是企圖推動香港的「經濟化」或人的「動物化」。除了「經濟化」外，極權時代尚包括以下特色：法律愈來愈被改造為統治者的工具，「法治」從rule of law轉化為rule by law；謊言當道、社會撕裂，社會／民主運動的進一步碎片化，個體失去希望，漸變得犬儒虛無，並從公共政治中隱退。
3. 書中特別分析了在極權主義臨近時代「民粹政治」的威脅。民粹政治分為兩種，一是由上而下的「新自由主義」。香港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是經由民粹方法打造的：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養懶人」等空洞能指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以本土的中產價值為想像基礎）和他的「對立少眾」（「新移民」「綜援懶人」和政府的「福利主義」），據此把人民大眾內部紛雜的要求，化作為對「大市場、小政府」和「放任不干預」的民粹要求，編織並支撐「新自由主義」的統織（hegemony）。另一是由下而上的「排他本土主義」：「本土主義」指強調本土利益、保育本土文化、守衛本土價值的政治取態和行動。但近年卻逐漸被以文化／地緣族群作為焦點，以民粹方式操作的本土身份政治的聲勢掩蓋。這種以族群文化身份推動的本土政治，尤其是當中帶濃重分離主義味道的民粹「本土派」，在有意無意間忽略或轉移了過去三十年香港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推動下的社會資源分配兩極化的趨勢，並將問題轉化成為中港族群之間的矛盾。當權者及建制也樂意把階級分化的真問題，轉化為對統治階級威脅不大的族群矛盾，結果造就了近年以排外為主調的民粹「本土主義」的坐大。面對青年一代的「抗中」情緒和「自決」訴求，中港政權卻高調地將之打為「港獨」力量，此舉置換了民間對「經濟化」過程所造成的社會、生態和道德危機的反彈，將民間不滿引導為「國族矛盾」，再把中港矛盾吸納理解為經濟利益的爭奪、或物質資源的匱乏。
4. 「威權管治」（authoritarian rule）是打壓甚至消滅所有政治上的反對力量，「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則嘗試取締政權領導以外的所有其他權力的來源，包括法律及其他專業知識，以至新聞出版、宗教信仰、學校教育、家庭社區。「極權」之「極」（total），在於對權力源頭的絕對壟斷。統合行政、司法、立法的全面威權管治，與滲透民眾日常生活的極權主義，仍有一段距離。然而，追求「全面管治」的政權力量，不會滿足於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同時會不斷收編媒體、統戰宗教、更新課程、組織家長、踏足社區、干預演藝、眨抑知識、漠視事實、以暴力、恐懼和謊言改造民間社會，嘗試取消政權以外的其他一切權力源頭。威權管治要的是政治上的專制獨裁，壓抑以至禁絕所有反對聲音，那麼極權主義則希望把暴力、謊言、恐懼、犬儒滲透於民眾的日常生活，嘗試眨抑客觀事實、去除道德良心，根本上是一項改造（或毀壞）人性的文化大計。因此，他在書中提出了「社會自我保衛運動」，可總結為以下的內容：
5. 其一，是回歸人心。「回歸人心」的意思，是許氏對中共關心的「人心未回歸」作出不同的解讀，他指出與「人心」相對的是「獸性」，人跟動物不同之處，在於除了吃喝拉睡、勞動玩樂外，還關心物質生活以外的事情、超越本能的倫理價值。因此，「回歸人心」正是「人類抗拒完全回歸『獸性』，堅持守護『人心』」。
6. 其二，是建立及鞏固民間團體。面對前景不確定、風險處處的年代，日益原子化的個體，往往只能在民間社群和組織中，找到願意聆聽其聲音之處，從而生長出一種能夠掌控自身、介入社會的主體意識，孕育民主與文明看價值與行為。「如果我們仍然願意守護民間的多元生活、自主空間，就需要保衛政權領袖以外的其他權力源頭，包括尊實證的專業知識、透明公正的規章程序、豐富多元的宗教信仰、創新求美的藝術實踐，並同時嘗試改造教會、學校、家庭、社區、專業社群和經濟單位等社會組織，去除它們的壟斷權力，孕育開放多元、平等互動的價值和人倫關係，讓被墜落了的『精英』界定為『多餘的人』可以告別孤獨和尋得希望。」
7. 其三，是學習理解及尊重差異。他指出，近年本地社會的一種重要的變化，是不同社群之內或之間愈來愈傾向排拒差異，表現為「一種無法或不願聆聽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他者的聲音」。香港社會／民主運動的所以四分五裂，並非因為運動中認真對待及尊重差異，而是由於運動內部的不同社群之內和之間的語言定見和「身分政治」，排拒了差異，不願或無法聆聽他者的不同語言或情感。他所指的強調認識、理解及尊重「差異」，並非一般所說的「求共存異」──也就是懸擱對「差異」的釐清及避免與「差異」的立場對話，又或是不分清紅皂白地擁抱或放大差異──，而是嘗試幫自己移開聆聽（與自己不同的他人）的障礙。至於如何建立差異的社群，第一，是在社運之內及之間，直面而非迴避差異，認真而深入地討論及釐清團隊之內及之間的各種差異的性質，分辨出這些差異所建基的是目標或願景（或價值觀）的不同，還是有共同的目標或願景下卻對形勢的分析或社會脈絡的判斷不一樣，又或者是目標與脈絡分析接近，但對如何在既有的社會脈絡下達致目標走近願景的行動計劃存有分歧。釐清這些差異，比策略性地避談它們，也許更有助社運團隊之內及之間建立更穩固的共識。第二，是嘗試設計不同層次的中介制度及過程（mediation）。
8. 其四，是保護個人有不服從的權利。北京政權要求個體對政權的絕對奴化順服，因此，要讓人活得有尊嚴，首要的是保護每個人的不順服的權利（right to nonconformity），也就是容許不願意完全屈從於主流社會規管的人，保有「可以想做的事和不做由外強加的事」的權利。在制度上應設立相應的程序、規則與空間，令個體於面對掌權者違反常識或專業守則的濫權無道而產生的後果時，不必身不由己，失卻尊嚴，仍然能夠自由地依良心、意願行事。而法治和民主正是兩種可用來保護人權與自由的體制性安排。
9. 其五，是在日常生活拒絕謊言。極權主義是一種誘透過暴力製造恐懼，並以謊言作統治手段的社會狀態，當中往往只存在單一的價值觀念（鼓吹弱肉強食競爭至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是非對錯準則（由政權／管治需要與非友即敵的邏輯決定），嘗試壓抑個體與社群多元而獨立自主的生活，統制約束民眾百姓的生命／生活的每一個環節。這些謊言並非叫人相信，而是想人習慣。當民眾從厭惡、憤怒轉向無奈、認命，儘管他們對「愛國」仍然是冷漠甚或犬儒，但也同時產生了從公共政治退卻的效果，這或許才是「人心回歸」的文化大計真正希望達致的。如果公眾對由公權力支撐、難以透過「回歸事實」而打破的謊言，逐漸習以為常，便無法活出哈維爾意義下的磊落真誠（living in truth）。結果是，我們將有機會生活於滲滿了虛偽和謊話的語言世界，當中「濫權無度叫做依法查辦」，而「人們不需要相信所有的玄妙，但就一定要表現得好像相信一樣」。他建議，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盡力「維護生命的目標，維護人性」，這是抗拒謊言世界的更根本和有效的工作。抗拒謊言成為習慣，單靠揭露謊言之不可信是不足夠的，因為習慣一經形成，判斷或做事就會不經思考，也不會對習已為常的工作提問，自然亦不需學習。因此，抗拒把謊言成為習慣，也就必須時刻保持學習和思考的熱情和動力。在謊言逐漸成為習慣的年代，多讀點書和沉下思考，不僅對實踐公民抗命而被囚獄中者的建議，對每一個人而言，也是十分適用。
（以上內容均摘錄自許寶強《回歸人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一書，頁數從略）
思考問題
香港教會是否自覺或不自覺地追捧、認同及參與了這種以「經濟化」為核心價值的「人心回歸文化改造工程」？
香港教會在「民粹政治」（新自由主義及排他本土主義）中，如何自處？
香港教會如何認清極權主義對基督教的統戰及收編手段？又該怎樣作出回應？
作者提出回應極權臨近的社會自我保衛成法，香港教會及基督徒可以如何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