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香港的經濟發展，近年出現兩個重大迷思：一、特區政府積極跟中國經濟融合，但香港人對中國經濟的理解卻不怎麼深入透徹；二、特區政府報喜不報憂，只強調中國長遠發展潛力而不提其發展憂慮，只談回報而不提風險（更遑論管理風險）。
中國經濟潛藏風險
假設一個經濟體系能夠永遠健康發展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事實上，英國曾經是世界霸主，後來美國取而代之；德國曾經冒起，兩次世界大戰後變得低調，近年再次成為歐洲經濟的火車頭；曾經風光的日本經濟在九十年代初資產泡沫爆破一蹶不振，至今雖然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但已不復當年勇。論共產主義國家轉型，蘇聯一度讓人看到希望，但最後解體收場。中國走的是哪一條路尚未可知，在哪一個發展階段也難掌握，但在沒有任何分析的情況下斷言中國長遠會成為強國則明顯武斷。
即使就中國共產政權在未來十年會否倒台的問題（假設沒有重大改革），國際關係雜誌《Foreign Affairs》在二零一五年四月詢問三十二位專家意見，發現意見並非一面倒－認為中共會在十年內倒台的有七位（四名極度同意會倒台，三名同意），認為不會倒台的則有十九位（十六名不同意會倒台，三名極度不同意）。觀乎認為中共會倒台的學者意見，不少皆認為中國必需要有大刀闊斧的法制及政治改革方能生存。不難想像，如果中國落實推行大規模的政治改革，也會是另一個不能想像的風險。
另外，就算經濟發展向好、中共政權穩定（不代表是好事），也不代表中國經濟發展可以一帆風順。歷史上沒有任何經濟體像中國那麼依重政府投資來推動經濟發展，而金融海嘯後中共更將投資加額，而出口增長卻完全追不上。現時中共急於轉型，一方面希望經濟轉到內需主導的模式，另一方面厲行打貪，增加經濟效能，多少就是為解決過份依賴投資推動經濟的問題。事實上，雖然政府投資讓中國經濟高速走出金融海嘯的陰霾，但同時令中國的整體債務飆升。根據McKinsey & Company的數據分析，中國的整體債務與國民生產總值比例由二零零七年的158%升至二零一四年的282%，在發展中國家中僅稍稍低於馬來西亞及匈牙利。不過，以期間的「槓桿化」速度計，中國則遠遠拋離其他發展中國家。不是說這個債務水平一定代表危險，但中共似乎已經察覺到問題，因此急於轉型，而相信過程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
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
不論是中共還是特區政府，幾乎所有經濟政策都可以找出強烈的政治意圖，然而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並不一樣。以中國二零一三年開始發展的「一帶一路」計劃為例，表現上看似是打通中國、中亞及歐洲的發展計劃，背後暗藏不少政治及外交動機。
以政治學家Francis Fukuyama的說法，「一帶一路」是中國輸出「中國模式」的第一步，也就是鞏固中國影響力的重要一步。這說法有其根據，因為中共一直希望在國際舞台上爭取領導位置，不受西方國家控制，因此才會積極推動人民幣的地位，讓人民幣與美元及歐元爭長短（貨幣地位與國家地位息息相關）。另一方面，中國與美國在亞洲的角力漸趨白熱化。中國之前積極增加在「東協十加三」的影響力，但美國卻從中搞破壞，並大力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與中國對抗。亞洲基礎建設銀行（AIIB）的出現誓要打破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投資銀行（ADB）的壟斷，分薄美國及日本在亞洲的影響力，也是爭取領導地位的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俄羅斯越走越極端，西方國家不得不與之為敵，卻同時明白孤立俄羅斯沒有好處。「一帶一路」能夠將俄羅斯帶入經濟圈，利用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將後者帶回國際合作關係，這是西方國家做不到而中國做得到的事。從外交價值上，「一帶一路」亦是提高中國在國際舞台地位的手段。
可是，有兩點需要留意。第一，政治計算不是科學，如意算盤不一定能夠打響。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認為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s）是國際關係的常態，有國家勢力冒起（軍事），周邊被威脅的亦會自強或聯合平衡之。不過，有一派說法亦指中國冒起時，周邊的國家不但沒有增加軍事開支，更反而逐步降低，而軍事平衡則依賴「回歸亞洲」的美國（Steve Chan, 2012）。這些亞洲國家經濟上就與中國融合，但同時以與美國的關係以另一種外交方式「平衡」中國，讓中國以經濟加強外交的方略打折扣。事實上，中國積極希望在「東協十加三」裡發揮影響力，至今可算是事倍功半，可見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計算不一定成功。
第二，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不一樣，或會令「一帶一路」的經濟效益打折扣。正如前述，中國仍然是以投資主導的經濟體，而且在金融海嘯後持續槓桿化，令經濟發展變得更不平衡。然而，這種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只能將資金放到較有現成效益的「舊經濟」行業裡，加強基建、開發就是主要的手段。資金理應向高增值的地方走，而中國現時高增值行業發展不算理想，要真正提升中國的競爭力，這是比「舊經濟」更需要發展的領域。「一帶一路」表面上是宏大而吸引的工程，但最後資金還是放到基建裡，屬「舊經濟」發展模式，而不是往高增值的方向走。在債務高企、「槓桿化」持續的背景下還將資金放到這種發展計劃上，似是催生泡沫多於踏實發展。在中共眼中，這不是純粹的經濟發展計劃，政治利益也是利益，但這些政治利益與香港根本無關。與香港的高鐵、港珠澳大橋一樣，經濟效益尚未可知，但承建商與物料供應商就能率先得益。
同理，香港要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發展亦不見得有充足的理性計算。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多次提及「一帶一路」，這種走向其實一早已見端倪。他在去年四月的博鰲論壇上就表示「一帶一路」戰略的升級離不開香港的支持，因此香港要好好利用金融中心的優勢。不過，香港金融中心的優勢不如過去那麼強（因此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才會迅速下滑），參與「一帶一路」發展並無不可，但不見得這麼什麼吸引的機遇，這看似是根據政治邏輯多於經濟邏輯的決定。
特區政府報喜不報憂
特區政府急於將香港經濟與中國經濟融合，前提當然是看好中國的長遠發展。在官員眼中，一切融合都是「機遇」。然而，回歸到簡單的「高風險、高回報」投資原則，如果融合是機遇，有高回報潛力，那末為何特區政府不提潛藏風險？至少，上述所有風險都不容忽視，但都在特區政府的政治任務下統統被隱藏起來。
當然，除了經濟融合的議題，特區政府對所有類似風險也三緘其口。以自由行為例，其實當政府不斷向市民強調自由行對香港經濟的幫助時，從來沒有提醒內地旅客到香港旅遊的興趣未必持續，而人民幣的變化亦會影響內地旅客的消費意慾。回想起來，認為人民幣會永遠升值是一廂情願的天真。同理，特區政府當年矢志成為重要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但現時世界各地紛紛設立離岸交易中心，香港的如意算盤也打不響。換言之，除了香港經濟高度依賴中國經濟的風險，也有中共的政策風險－特區政府願意配合，不代表中共會配合。特區政府對風險從來三緘其口，到香港經濟受創、失去優勢，就紛紛將責任推卸給宏觀經濟。
香港越是跟中國經濟融合，承擔的風險就越高。另一方面，即使中國經濟的確如想像般向好，中共的政策也不一定讓香港能夠獲利。可是，特區政府將融合視為香港發展的唯一選項，並沒有以理性向公眾解釋因由，因此也懶得提及風險。事實上，融合的回報不可能預測，但融合所付的成本卻有人袋袋平安－所有基建的承建商、建築材料供應商也是必然的得益者。
如果香港沒有對風險的警覺，遇到危機時就不能翻身。現時中國經濟已經響起警號，並成為全球焦點，特區政府的沉默顯得詭異。事實上，中國經濟近年的風光不過是由加強槓桿化所造成的表象，並不健康，但卻足以迷惑香港人。雖然這不一定是災難的開始，但特區政府非但沒有管理風險、提醒市民，反而更進一步推動融合，這是極度不負責任的做法。香港人對經濟發展有一種信仰般的執着，即使撇開這發展觀的問題不談，香港人對發展的信仰其實暗裡混合了政治邏輯，這是極度危險的走向。
後融合時代
特區政府主張融合，但往往會將香港塑造為奴隸角色，認為所謂的機遇是中央政府施予的恩惠，同時製造一種非這樣發展不可的假象。現實是發展是各取其需，內地旅客來港是因為我們能夠提供內地沒有的食物安全、貨品的品質保證，而不是因為他們的「好心」；地域融合，其他省市也可以藉香港的固有優勢面向國際。以往即使特區政府以政治邏輯包裝這些發展方向，多少還能看得到其經濟邏輯。不過，由高鐵開始的基建到現在的「一帶一路」，我漸漸連經濟邏輯也看不到。《施政報告》提及的「一帶一路」十億獎學金，完全令人摸不着頭腦。
以經濟之名搞政治，將所有風險避而不談，這將會是香港的惡夢。我們已經走進「後融合時代」，也就是不再講政策理性的時代。新來有不少人以「自治」的角度去尋找出路，而我認為自治的起點是對香港融合帶來風險的醒覺。
雖然，現在回頭已經太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