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最近學界圍繞退聯運動，爭論不休。爭論背後，隱含更大的分歧。新一屆學聯確立以港人在政、經及文化上要「命運自主」的立場，但有些同學走得更遠。建制派一直視這個口號為港獨；另一方面，則學苑一些編委，早在去年便提倡港人新民族論及港獨。筆者一向認為，按照民主原則，港人有權自決，當然也包括有權獨立；而中共否定之，益顯其專制。問題不是「港人有權獨立」這個結論，而在於建基於什麼理由。學苑去年的文章，不是建基於民主主義，而是建基於排外的香港民族主義論。以此等理由宣傳獨立，則港人保自治之戰必敗。其次，有權獨立是是一回事，是否有充足理由為此而拼死，當中究竟利多弊少還是相反，更必須考慮。筆者去年先後寫過幾篇文章，與學苑編輯王俊杰辯論，並發表在當時的主場新聞上。可惜不久主場新聞關閉，以致文章不復得見。現在趁有關討論重新發熱，故再發表於此，以供參考，並立此存照。
第一篇是《時危見節，世亂識良》。不久學苑的王俊杰作出回應，是以筆者再寫《回應前學苑副總編王俊杰先生》，前後三篇皆貼於此。
時危見節，世亂識良——新形勢，新思維之二
區龍宇
（原載主場新聞）
劉進圖被斬，有人問香港是否已經死亡。還沒有，不過如果民運不改弦易轍，尤其如果不認清打民主旗號的反民主右派，則其死難免。本文目的就是清算後者，當中尤以最近《學苑》文章為最。
生金蛋的鵝變成燒鵝
四十年來，港人的確幸運：不用多大政治奮鬥與犧牲，在英國統治下不只生活安定，在過渡期又得到中共承諾五十年不變，直選議席又逐漸增加，彷彿五十年不變和港人治港會真的落實。當時泛民雖非信心滿滿，但也一心以為只要香港是生金蛋的鵝，則中共必守諾言，所以根本沒想過在過渡期前後都努力反殖，同時力爭普選及政制自決，進行堅決的民主奮鬥。但是那種“臣子有用於皇上，皇上豈可加害”的心態，最沒出息，所以香港政局發展至此，實有必然性。主流泛民專注於自己的議席增減，其實是贏得戰役，輸掉戰爭的典型案例，一方面讓港人麻痺大意，另一方面讓對方買得大量時間逐步收拾港人。從來爭取民主，都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艱苦奮鬥。便宜民運，是沒有的事。以上分析，並非事後孔明。早在1988年，當時的左翼前輩向青，就提出過以上警告。（註1）
目的正義，不能使任何手段變成正確
便宜民運時代一去不返了。起來抗爭，是唯一出路。問題是，怎樣抗？有人號召激進對策，問題是：為誰激進？如何激進？
有人在劉進圖事件後為文，為“驅蝗”合理化，認為也是反抗專制的手段，並在此基礎上號召行動升級。這種反抗方向卻大錯特錯。首先，作者犯了最基本的政治錯誤，就是以為正義的目的，會使任何手段變成正確。這種思想水平，最多也只是莽夫愚婦教子的水平：把兒子打個半死，還向法官自辯說“我為佢好之嘛！”。想孩子讀書，也要講究適合的手段，不是任何手段都可以達到目標的啊。更確切而言，目的與手段互相制約，無所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指罵陸客，更與反抗專制的目的毫不沾邊。陸客無論是真遊客還是水貨客，本身都是零散個人，沒理由要為專制政府負責。指罵陸客甚至連一個最低目標，即保障港人在街道/地鐵上有合理空間，也達不到。要達到這個目的，在政策層面上，該是針對特區政府；在根本政治層面上，則是確立香港的內政/政制自決權，同時促請中央政府還政於民，掃除貪腐，保證食品安全，這才是針對香港一切亂象的釜底抽薪之道。但是右翼本土，不針對元兇，而專打無辜。這不獨無效，而且資敵。為什麼呢？港人與和諧國，已經實力懸殊，更需要精確的手段來自衛。不從此途，反而為港人製造更多敵人，不是資敵是什麼？
不承認目的與手段互為制約，也很容易變成無原則，無底線，在左翼則變成極左主義（例如赤軍派），在右翼則變成法西斯主義，不可不慎。
官民一體看待錯錯錯
民主黨佔中宣誓引發人民力量到場追擊，其後民主黨譴責對方使用暴力。2月8日人力區議員譚香文在報章為文，為其向民主黨成員投擲毛巾辯護：
「當日梁振英被擲「路姆西」，民主黨則在年宵大賣「路姆西」，又大罵梁振英不敢面對人民，不敢接受意見及批評，但今天自己又如何呢？從政者處事持雙重標準，把事物倒果為因，就是今日的民主黨了！」（註2）
民主黨不力爭公民提名，這本身應該批評。以此軟弱立場去佔中，更應批評。不過譚文把梁振英和民主黨等量齊觀，一律以「從政者」概括之，恰恰顯示其沒有基本政治常識。概因“從政者”這個概念模糊了官民之別。一個是市級國家機器的首長，他未經任何普選，是這個城市的獨裁者，又直接指揮大部分強制力量，可以調查你，檢控你，更可以在必要時砌你生豬肉；另一個呢，沒有行政權力；即使作為議員，享有一點議會公權力，但那是作為民意代表而享有，授權來自選民，也可以為選民撤換，與特首不同。譚文混淆兩者，等於說對付民意代表和對付專制政府，可以使用同等程度的手段。這種立場，實為極右大開方便之門。極右的一個特點是，為求上位，不擇手段，而且視任何民間競爭者為最大敵人，對於統治者反而往往小罵大幫忙。近月以來泰國素貼領導的反英祿政府，就是極右藉口民主企圖廢除普羅人民的民主權利的一個好例子。英祿政府當然不代表普羅人民，但是素貼所代表的更差，公然否定普羅市民權利。如果港人想避免出現香港素貼，需要提高警惕：無論是把「驅蝗」合理化，還是譚文那種政論，客觀上都是滑向極右。若此非諸君所願，請懸崖勒馬。
筆者過去二十多年一直指出民主黨/港同盟的妥協路線害遠大於利，不始於今日。不過，民運路線之爭，應該拿出一點水平，更應該區分統治集團與民間，而非效法莽夫愚婦亂打亂鬥。
警惕假革命
「驅蝗」以及人力一事也令我想起不久前教主鼓動港人革命。有些泛民對此當然避之則吉。其實這背叛了自由主義。洛克不是教導人，人民有革命的權利嗎？事實上，歐美的代議政制，全部都經過革命而產生。高舉革命權，不等於一定革命，時時革命，但一定等於堅持人民主權原則。主流泛民中人或自辯，中港之間，力量懸殊，不講妥協死定。對，妥協要講，但有先後。只有自由人，才能立約，才能妥協！臣民還有何可以妥協？同樣，港人首先要堅持主場精神 – 香港是我們主場，記住。
革命權是要講的，不過也要辨清真偽。話說二千年前，見識過秦始皇的架勢之後的劉邦和項羽，分別作出“大丈夫當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羨慕之嘆。從此，中國大大小小的劉邦項羽，週期性地出而革命，一直到中共。（註3）這種革命，只為一眾劉邦項羽「取而代之」，並不是真的以民主代替專制；相反，絕對專制原封不動，他們方能愉快繼承。這樣的革命，是歷史學家所說的：越大變，越不變。如此革命，謝謝，我不要。
凡是拒絕承認目的與手段需要互相制約，又熱衷於製造偶像崇拜，又敵視不同意見，沒有基本寬容（tolerance），又混淆官民之別，方便自己妖魔化競爭者，這種人講革命，講激進，你最好躲得遠遠。如果再配合下面的立場，則其接近反民主的極右派，多於接近民主。
偽二元對立
2月28日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刊物學苑發表了「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專題，認為香港已經構成一個新民族，有權自決。此文有問題的，不是主張自決權，而是所謂香港新民族。有更大問題的，其實也不是什麼新民族論，而是他們的新民族論是建基於仇視及醜化大陸人民的基礎上的。《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一文指責大陸人民「只往權力與金錢看，正是韓寒所說的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就是罔顧事實而且赤裸裸的地域歧視之言。大陸人民不應為專制負責！大陸人之中，有李鵬，也有李旺陽！立足於如此虛妄又如此歧視的香港新民族論，必然是極右。
2012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發表報告，顯示把自己看成純粹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比率，稍低於四分之一，而且2012比諸1996年還下降了兩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認為自己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的，才是大多數，從1996年47.6%上升為64%（見下表）。這說明什麼呢？任何人宣稱香港人身份已經構成新民族，就是把多數仍然自稱也有中國人身份的公民視為非我族類。如果新民族主義者成為群眾運動，那麼首先要敵視的就是多數香港人。
另一方面，文章列出香港自治權的最大內部敵人，竟然是「左膠與販民」。這真是天荒夜談。要做賣港賊，也要講究資格。上述兩類人，前者無權無勢，後者沒有行政權力，要出賣也賣得不多。能賣港，又正在起勁地賣的，首先是壟斷政治與經濟權力的特區高官和一眾大孖沙。從張曉卿撤換劉進圖，到李家傑狠批鐘庭耀，都不難看出香港自治權的內部最大威脅是誰。學苑文章竟然如此不講分寸，老實說，真的帶有極右那種、隨便製造魔鬼，以無限拔高自己成為打妖俠客的精神。若此非你們所願，請懸崖勒馬。
民族主義由於把民族身份當成淩駕一切其他價值，所以總存在反民主與反多元的內在傾向。如果其能自覺壓抑其不良傾向，尚不一定變成極右。但是當他們把鄰居（大陸人民）和自己內部的不同意見都妖魔化，同時放過真正元兇，那就是極右了。極右的特點就是媚上而欺下，對壟斷財閥絕無惡言，對基層人民則一臉鄙視，愛巨富而嫌貧窮。把這類立場稱為「激進民主派」，其實有辱民主兩字。
港人需要奮力保衛自治，更需要爭取政制自決權， 但這無須借助什麼香港新民族論。我們應該追本溯源，從民主真諦去尋找思想依據。中共常說，香港只是城市，不是主權國家；而主流泛民一聽到中共祭出“主權”兩字，也即時腳軟。泛民忘記了，一國主權，首先在民，不在黨也不在政府。所以我們大有道理爭取自決。只有當民運也高舉自決，才能同極右派論述區別開來。（註4）
香港過去那種便宜民運，一去不返了，今後十年，除非民主運動慢慢淘洗出一個新骨幹層份，一批民主節義之士，否則香港之死是不遠的。共勉。
2014年3月7日
註釋
1《不是怪論——反對基本法保証五十年不變》
2 太陽報
3 中共1949年的革命，在政治形式上的確類同過往的農民革命，但是，平心而論，在社會，經濟以及國際層次上則不然。有關這個論題，有待日後補充。
4 並非只有民族才能有自決權。關於如何從民主原則引申出自決權，請參考筆者《郝鐵川先生對自決權的誤解》。
極右帽子無阻守護本土決心
──《學苑》前任副總編輯回應區龍宇先生
王俊杰
區龍宇先生於三月八日以《時危見節，世亂識良 — 新形勢下新思維（二）》為題撰文，該文提到要清算「打民主旗號的反民主右派」，又說當中以《學苑》文章為最。《學苑》素來以激發思辯為宗旨，自然喜見文章引起迴響。而區先生斷章取義扭曲文意，筆者原先不欲回應，以免變相為其文章宣傳。惟考慮此事關乎學苑聲譽，本人迫於無奈只好撰文以正視聽。
區先生於文章引述筆者拙文《本土意識乃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以下簡稱《本土意識》），指《學苑》的「新民族論」是基於仇視及醜化大陸人民的基礎之上。本人於文章指出，自一九四九年後，在港華人與中國人有不同生命歷程，香港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命運共同體。《本土意識》及張士齊所寫的《香港應否有民族自決的權利？》兩文均有提及拒共思潮，《本土意識》一文指拒共思潮乃本土意識抬頭的重要元素，《香港應否有民族自決的權利？》一文更指躲避中共暴政的「逃港潮」足以成為民族神話。除拒共思潮此因素外，《「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一文亦有從文化角度去為港人尋根。區先生卻對以上種種論述視若無睹，令人遺憾。
於《本土意識》一文，本人引用韓寒所寫的《太平洋的風》，當中筆者提到：
「回顧過去數十年，來港的大陸人懂得入鄉隨俗，尊重香港的核心價值與文化風俗，學習廣東話與英文，努力融入香港社會。但近年，香港大部份問題都是因『一國』對本土利益及核心價值而引起，時代轉變了，大陸社會狀況已與幾十年前不一樣。以往純樸的人文氣息已煙化得無影無蹤，大陸人民受權貴資本主義所荼毒，只往權力與金錢看，正是韓寒所說的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
區先生回應時引用《本土意識》文章，說筆者指責大陸人民「只往權力與金錢看，正是韓寒所說的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是岡顧事實而且赤裸裸的地域歧視之言。不知是有心抑或無意，區先生將「受權貴資本主義所荼毒」一句略去，將該段文意扭曲成「地域歧視」，可謂斷章取義的經典示範。區先生曾自稱為左翼廿一成 員（未知區先生是否已退會保平安，若有不實，還請糾正），卻忽視權貴資本主義的影響力，敢問這是哪門子的左翼？更可笑的是，原文乃出自一個大陸作家的反 思，區先生卻扭曲成港人仇視及醜化大陸人。區先生又講到，「大陸人民不應為專制負責！大陸人之中，有李鵬，也有李旺陽！」無錯！大陸人民不應為專制負責， 香港人卻要為此埋單睼（睇）數，膠不可耐、擲地有聲！香港已無餘力反哺中國，大陸能不能免於繼續被摧毀，已超出香港人考慮。若有人希望為中國民主出力，可選擇回大陸推動社運甚至從政，而不是立於香港罔顧本土利益，遙距建設民主中國。每當香港人抨擊大陸人，左翼便蜂擁撲出為他們的同胞辯護，慣用說辭就是「大陸也有好人」，高舉劉曉波、譚作人、陳光誠、許志永等人，如數家珍。大陸也有好人論，是左翼用之不厭的藉口。正常判斷告訴我們，批評大陸人時，針對的是劣質大陸人，而不是捨命抗共的義士。筆者於《本土意識》一文強調要奪回單程證審判權，以免有心歸化香港的新移民於不義之地。可惜，左膠就是缺乏常人應有的判斷能力，單為抬槓而挑剔用詞。
區先生引用二○一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報告，試圖以此證明所謂「新民族主義」並非香港主論。區先生引述的數據提及，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受訪者比率不足四份之一，相較一九九六年輕微下跌兩個百份點，而認為自己同時是香港人及中國人的比率佔百份之六十四。本人在文中強調，嬰兒潮之後出生的兩代人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沒有概念，這個年齡群組方是值得研究對象。事實上，若以年齡劃分，八十世代（即大陸俗稱的所謂「八十後」）自覺為「香港人」達33.3%，遠比非八十世代的20.3%為高。八十世代自覺為「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達48.1%，亦遠比非八十世代的39.8%為高。若合併「香港人」及「香港人，但都是中國人」兩項，亦即以香港人身份為優先的比率，八十世代為81.4%，比非八十世代的60.1%高出21個百份點。《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作者徐承恩先生亦有引用港大民調數字反駁區先生，筆者在此簡略複述。根據港大民調，在二OO八年上半年，在18-29歲的受訪者中，有22.9%自視為純粹香港人。那是歷年的低位。到二O一三年下半年，則已升至59.1%。
《本土意識》原文提到，「左膠與販民的賣港惡行一脈相承，除了中共港共及其喉舌外，左膠與販民就是目前香港最大的敵人，是必須清剿的賣港賊」。區先生引用敝人文章時，先再次斷章取義將「除中共港共之外」略去，繼而提到「要做賣港賊，也要講究資格」，為上述兩類人辯護。區先生說，「離地左翼社運人士無權無勢，後者沒有行政權力，要出賣也出賣得不多」，又寫道「能賣港，又正在起勁地賣的，首先是壟斷政治與經濟權力的特區高官和一眾大孖沙。從張曉卿撤換劉進圖，到李家傑狠批鍾庭耀， 都不難看出香港自治權的內部最大威脅是誰」。不知是區先生欠缺基本閱讀能力，抑或是本人詞不能達意，已投共的賣港高官及財閥，不正是本人所寫的「港共」 嗎？區先生為了幫民主黨護航，無視該黨過往劣行及其代議權力，抹黑本土派人士反民主，又誣蔑本土派不針對元兇、亂打無辜。實際上，賣港亦不必甚麼實際行政 權力，民主黨以民主派龍頭自居，死攬六四神主牌，卻於政改關鍵時刻背棄港人，堪稱民建聯B隊。另一邊廂，左膠屢次顛三倒四，於輿論上間接為中共及港共維穩，消耗民意。區先生把本土派說成為狙擊民主黨及左膠而生，指控無根無據，單是反對中港融合，已是本土派對抗財閥及港共政府的有力例子。
區先生多次亂扣《學苑》極右帽子，又提到「極右的特點就是媚上而欺下，對壟斷財閥絕無惡言，對基層人民則一臉鄙視，愛巨富而嫌貧窮。把這類立場稱為『激進民主派』，其實有辱民主兩字」。捍衛奶粉、床位及學位，每次均是爭取基層市民利益，左膠每次都失去蹤影。去年四月，英國超市自發推行限奶令，左膠最討厭的大財團有錢不賺，而左膠卻以包容論反對限奶令，結論與資本家的自由市場主義同出一轍，放任大陸人恣意來港搶購民生物資。
身份認同乃出於對文化及歷史的自覺，不論膚色種族，只要任何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忠於香港並以本土利益為先，就已符合歸化為香港人的基本條件。新移民是否香港人，任由他們自己決志。不過。離地販民主派及左膠，卻肯定是出賣本土利益的賣港賊，必須清剿。任何人若要執意繼續抹殺新一代年輕人的民族想像，悉隨尊便。不過，本土意識已成浩瀚思潮之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左翼鬥士們，請恕港人愚昧無知，無法理解你們的崇高意志與宏大抱負。願你們早日遠離法西斯之惡，在馬列毛的國度獲得赦免。
二○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副總編輯
王俊杰
回應前學苑副總編王俊杰先生
區龍宇
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先生在他的臉書（後來又發表於輔仁網），回應了我在主場的文章《時危見節，世亂識良》。現在我簡單答覆他的質疑。多有未盡之言，留待他日。
究竟幾多大陸人民受到“荼毒”？
王先生指責我在引述其文“大陸人民‘只往權力與金錢看，正是韓寒所說的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之時，沒有引述前面一句“受權貴資本主義所荼毒”，是斷章取義。我的答覆是沒有。他的全句分為兩個部分，前面是因，後面是果：因為大陸人民受到權貴資本主義荼毒，所以“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我的文章不打算分析其所謂因，只專注其所謂果，這是條分縷析，不是斷章取義。他那後半句，很清楚是全稱判斷，不是特稱判斷，所以讀者理解為他指稱所有大陸人沒有錯。事後王先生才說，他不是說全部大陸人，只是批評“劣質”大陸人。但這是事後辯解。王先生事後當然有權改變意見，我也歡迎他知錯能改，承認只有部分大陸人才是“劣質”，但如此的話，他有責任明確宣告天下，而不是假裝自己一貫。又如果他現在只認為部分大陸人才“劣質”，也煩請賜教，究竟幾多大陸人民是“劣質”，幾多是優質，幾多是不優不劣。
誰是香港內部的賣港賊
王先生又指責我只引述他的文章的後一句“左膠與販民就是目前香港最大的敵人，是必須清剿的賣港賊”，而忽略前面的“除了中共港共及其喉舌外”半句，認為也是斷章取義。然後接著問：“已投共的賣港高官及財閥，不正是本人所寫的‘港共’嗎？”我的認知是，港共一詞，專指香港共產黨員及其組織。這是一個極為秘密內圈，如果王先生有證據顯示香港的大財閥及其三代，或者香港高官，全部或大部都已經加入共產黨，所以都能以“港共”概括之，請通知一聲。
請勿裹脅本土
平心而論，王先生有些主張，其實是對的，或者有些不必然為對，但也不必然為錯。問題是，其合理部分，他太想私有化，視之為自己獨得秘方，繼而推斷左翼一定反對，或者從不贊成。這是對左翼的理論與實踐太不認識了。
並非只有“新民族”論者才主張本土。獨媒的一群朋友，早就這樣主張，並且在本土論分化出右派之後，鮮明主張不排斥大陸人民的開放本土論述。至於左翼，我兩年前的舊文《本地論述的右和左》已經說過，“左翼更需要對正在發展中的香港人身份提高敏感度。…左翼的責任就是把香港自主意識引向上述健康的方向，既不排外，也不排內，但決然捍衛和發展香港的民主自治權。”（註1） 然後我舉出蘇格蘭的獨立運動為例，指出激進左翼一直是獨立運動的前鋒。例如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此外還有魁北克獨立運動也是這樣。
不要學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
以為左翼堅持普世價值（其實我寧願用“普遍的人類解放”一詞），就一定等於排斥爭取本土利益，那是無知。以為是自己發明了爭取港人自決權，就更兼自大了。
事實上，早在1977年，那時的社會主義青年社（我當時是會員）就已經發表聲明爭取召開港人代表大會，反對殖民政府，自決前途，在街上派發，結果有成員因此被控告並被法庭處罰。
以為左翼是出於“大中華主義”來支持大陸民主，也是出於無知。左翼其實出於更遠大目光，出於國際主義，來支持大陸民主。港人之中，這類想法當然非常少，很多人之支持大陸民運，實出於樸素的，作為人的同情心而已。王先生卻連這樣一點的同情心都沒有，如此建構“香港新民族”，究竟是仇恨的民族還是有愛與慈悲的民族？更可笑的是王先生提議港人“如果希望為中國民主出力，可選擇回大陸推動社運”。他們以為支持境外的民主奮鬥，與維護本地人民利益，也是必然對立。但為什麼必然對立，真是天知道。港人紀念六四已經24年，有因此犧牲過港人利益嗎？有之，請說明。其次，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人權沒國界，各國人民互相聲援彼此的民主奮鬥，其實是常態。最成功例子之一，就是南非反白人政權的國際聲援。王先生竟然連這個起碼國際人權視野都沒有，真難想像他的“香港新民族”究竟有多新，還是不過是最狹隘的民族主義？又如果有一天“香港新民族主義者”受到政府鎮壓，此時外國人權及民主團體聲援他們，則王先生到時又是否會告訴這些外國朋友：“如果希望為香港自決出力，只能選擇來香港搞，不要在你們自己國家搞什麼聲援香港的運動！”
左翼看民族主義
真正的左翼維護民族/地區自決權。同時，對於民族主義也不會視為鐵板一塊。他們區分壓迫他人的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反對前者，同情後者。我兩年前的舊文，特別強調，香港的本土意識，是出於對受到中共壓迫的反彈，有其合理性。所以我提出“左翼本土”的論述。我同右派本土的分別，在於我認為，爭取港人自決權，不需要想像出一個“香港民族”。或者，即使這樣想像，只要不靠製造假想敵來無限拔高自己，只要不是建築於醜化大陸人民之上，那其實也無所謂，彼此之間仍然可以策略性結盟，共同向中共爭取自決權。不幸，王先生恰恰跌入這個胡想出來的仇恨民族論述。建基於仇恨大陸人民的香港民族主義，就是極右思維。事實上，王先生的行文，同許多右派本土一樣，充滿無根據的仇恨語言（hate speech）。言必“左膠”，用粗言指罵左翼，這是一個大學生在公器刊物上應為之事嗎？這是文明的態度嗎？
王先生諷刺左翼會在“馬列毛的國度獲得赦免”。把馬克思與毛澤東並列，正說明其無知。毛澤東說“自由主義就是不要紀律”，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是怎麼說自由呢？他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兩人的政治實踐有重大分別，不過我暫時打住，先等王先生賜教。
最後，要聲明我在主場的那篇文章，只代表個人意見，與任何組織無關。
2014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