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聯辦的法律部部長王振民發表了不少有關香港的公開言論。先是在北京大學所舉辦的一個有關香港回歸二十週年的研討會上，表示香港人對中國制度的批評比任何人都要厲害；繼而，在另一個有關基本法的研討會上，又表示中國政府無意將香港內地化，因為一個和內地太過相似的香港將失去價值。
兩個說法都有其真確之處，可惜卻都沒有切入到香港人所關注的重點。歐美國家擁抱民主自由並相信這應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自不然會對極權專制國家作出口誅筆伐，但若因此而相信他們會對每一個地方都給予相同的關注，就未免是對人類本性的一種誤解。歐洲和美國所擁有的當然是較為文明的制度，但亦同樣地是被其國民鞭撻得最多最激烈的制度。相比起密切關注他國的情況，最為切身的始終是會對自身有所影響的本國制度，而當完美的制度並不可能，每一個細節都是權力之間的妥協，能夠成為批評之處的位置就變得無窮無盡，更不會因本國制度比其他地方優勝而有所降低。
在這種情況下，對一國的批評既然主要源自於本國國民，亦當然受限於其所能擁有的言論自由，所以一國所受的批評之數目往往不代表其制度的優劣，而是代表著其人民所能表達意見的空間。今天的香港情願也好、不情願也好，始終與中國緊緊連接在一起，每一個中國的國策往往也對香港人的生活有著深遠的影響。既然如此，即使先撇除中國制度之中違反平等、自由等基本價值的部分也好，香港人會對各種政策有所意見本是應份之事，而為何同樣的意見並不能在內地出現，其實才是每一個與中國有連繫的人所應關注的地方。
對於香港的內地化，事實上在過去幾年間的確是被過份渲染了。對於傳媒來說，將大陸人與香港人所不同的生活與文化作出比較，以此一邊突顯後者的優越性，一邊營造出一種被征服的恐懼，這和歐洲近年冒起的極右政黨所用的手法並無二致，亦可算是必然能獲得眼球與及廣告收入的辦法，因此大陸人的行為經常成為新聞頭條。但即使大陸人的行為嚴重影響了日常生活﹙如上水的情況﹚，要說內地人湧入香港而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全面內地化還是有點言過於實，畢竟他們所佔的人口還是總人口的一小部分。
而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到今天為止一切對香港的特別對待都源於其獨特的價值，一國兩制固然如是，回歸以來二十年的「優惠」政策也如是。而當然這些特別待遇同樣需要回報，「自由行」部份地滿足了當時內地還未能充分提供的物質要求，「深港通」與「滬港通」為內地企業增加市場上的資金供應。香港的重要性依然在於其跟國際接軌的程度，而將香港內地化只是將中國可能利用的優勢抹去。這與西藏和新彊有所不同，這兩地對於北京來說的重要性在於其幅員遼闊，而讓漢人移居並排斥當地原住民並不會改變這事實；反之，香港的優勢在於軟件而非硬件，將今天的香港人都置換為內地人的話，香港就只會成為眾多沿海城市的其中一個，而再無值得優待的地方。
但這種所謂獨特性，由始至終都只限於經濟領域之上。如果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只是揾錢，自不然能與北京的措施不謀而合，其他事項則一概免問。既然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可以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經濟起飛，回歸後的香港若要維持其經濟上的獨特性，理論上當然也無需這些額外的想法與價值。因此，香港的全面內地化固然非北京所想，但當中的所能避過這種命運的卻並不是香港人所珍重的每個部份。其實，王振民的這兩段說話其實正好代表了港人所不願看見的文化、語言及價值的內地化，如果同一段說話可以有著如此不同的含義，也難怪回歸廿年人心也不可能回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