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吳秋北指出如果年輕人堅持用極端手段，空談理想，社會便應放棄這一群，不可包容。從Hannah Arendt的角度看，這種「放棄」的想法與極權主義相當吻合。Arendt指極權主義的政府可以將部份人民成為「多餘（superfluous）的人」，最明顯的例子當然是種族清洗。不過，Arendt 指出現代社會的「清洗」不再是屠殺，而是將「多餘的人」排除於「共同世界（world common to all people）」，例如難民、新移民、窮人通通壓迫成沒有權利的人，雖生猶死，所以Arendt認為這些「多餘的人」都是非人。吳秋北的論調就等如說政府可以宣佈某些年青人為「多餘的人」，相當極權主義的想法。
吳秋北說的話當然沒有份量，但最近梁振英說年青人要向外求機會，這種講法其實很奇怪，為什麼土生土長的年青人不能留在香港貢獻社會﹖其實梁是以現代語言將香港的年青人宣布為「多餘的人」，政府要的人會從內地輸入。
參與佔領或支持佔領的人甚多，政府怎可能將以十萬計的人統統壓迫成「多餘的人」呢﹖我相信特區政府的第一步是青年人的「激進」視為問題，然後要「解決」這些「問題」。在解決的過程中，將他們會視為他們是有缺憾的一群，並將「沒有缺憾」（即不支持佔領的）的學生塑造成好學生，資源往他們傾斜，又或者利用資本力量將降低參與過或支持佔領的大學生的就業機會，讓他們在這個社會雖生猶死，成為「多餘的人」。
界定問題的本身就是一種論述創造。政府近來紛紛說要解決年青人流動不足的問題，但如果官商勾結依然，流動問題又怎可能有效解決﹖其實政府在界定問題時，往往將真正的問題隱藏起來。如果極端的年青人是問題，擁抱極權主義、不理人民聲音的政府為什麼不是更應該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