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指「殺子文化」是中國長年落後的原因之一（蘋果日報，2018.07.30），是有一定解釋力的，當然，扼殺下一代，是指集體的下一代，而不是自己的。更確切地說，對自己的下一代，無論教養嚴苛或縱容，但大都不會扼殺，打壓、限制甚或虐殺是有的，但未算普遍成文化現象。
自己的下一代中的「自己」，也不限於個人，而會擴展至一家一姓，甚或集團的，結合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可更好理解。費孝通指中國傳統社會的人倫關係，像向水中投石，由石頭落點產生向外的一圈一圈的漣漪，圓心就是人的自身，圈圈漣漪的遠近，便像人際之間的親疏，而這親疏的差序，往往成為行事以及道德的標準，意思是，越與一己親近的，便越應維護；事情如需判斷是非，則客觀的事實考量，是次於牽涉人物的親疏關係的。
把「差序格局」配合「殺子文化」，便是：在集體的殺子現象下，要殺的其實只是「他人的子」，自己的子，還是給予最好的，例如往外國送，起碼是來港，除了求學求職等等，在外地起碼多一點人身的安全感，也為自己的家人設下安全活門。當然，像利用跨境學童走私手機為的是金錢利益，送子女到外國，保護甚或漂白財富也是很實際的功能。
若再問能殺人子的是誰，則更可看出當代社會問題的根源。誰能殺人子？當然是操有生殺大權的，在最中心的，或是一家，或是數姓，由圓心向外擴展，便是團伙、派系、黨等等，關係由近而疏，權力由大至小，可稱之為「權力集團」、「既得利益者」或「統治階級」，只有這些人，最能殺人子。
李怡指出「殺子文化」當今猶在是重要的，但「殺子」現象加上「統治集團」來理解，則似乎更有意思。
2018.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