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鐘阻止了立法會開大會，星期五（十四日）陸續有建制派人物出來放風，說可以考慮延遲修例，甚至有傳林鄭晚上見記者，但最終沒有發生。
口氣放軟的蔣麗芸和林健鋒均指政府宣傳不足，但眾人皆知，官方解釋——離不開處理台灣殺人案，以及修補法律漏洞，免得再做逃犯城市——內容蒼白而貧乏，毫無說服力。相反，以大律師公會為首的反修例者，提出各項精闢入裡的質疑，林鄭政府從未認真回應過。有這麼多機會也解說不足，若非權在我手，闊佬懶理，便是欲辯無從，無法言之成理，唯有做錄音機，重複樣板答案。
與二人相比，葉劉的戰鬥格，不遜於當年硬銷廿三條時代。當時中大學生會諷刺她，送她一面繡著”精忠報國”的錦旗，至今依然有效。葉劉認為，若政府因市民及國際壓力而屈服，決定暫緩甚至擱置條例，恐怕代價將會更大，不利於香港長遠情況。但到底有甚麼代價？連田北辰都表示，台灣已明確「唔會要人」，修例完全沒有迫切性，直言「我唔知呢樣嘢（修例）有乜意思」，那麼，不修例是否會嚇跑外資，破壞經濟，搞到民不聊生呢？
不是，剛剛相反，外國政商界都表明反對送中條例，政府硬要通過，只會打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對香港人固然有害無益，對一心實現強國夢的習近平來說亦不見得是好事。葉劉口中的代價，若是指打貿易戰的籌碼，那便隨時得不償失。所以，最近磅者，相信是指中國領導人的顏面受損，即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早前提及過的「國家聲譽問題」。
三名恆大、嶺大和中大學者日前發表調查報告（註一），發現參與六九遊行的人，44%自認為「溫和民主派」，17%自認為「無政治取向」，即超過六成人不屬於激烈抗爭者。而依筆者反方向遊行的觀察（龍尾約晚上八點半經過銅鑼灣與灣仔交界），遊行人士的訴求主要有兩個：第一、撤回修例方案；第二、林鄭下台。就算有持大聲公的街站喊「打倒共產黨」，得到的和應都很少，無法和喊「林鄭下台」那樣反應熱烈相比。
大家眾志成城站出來表達不滿，都是為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與甚麼分裂國家的圖謀無關。若北京政府將反對修例者看成反華勢力的工具，把所有抗爭提升到危害國家安全的層次，是不必要地小事化大，太不了解香港人理想與現實並重的複雜個性。反送中的抗爭如此龐大和激烈，與其說是外國搞事，倒不如說香港人被一條不明所以的條例迫到走頭無路。大家無法接受一國兩制就此名存實亡。
像香港這樣獨特的國際城市，是不能簡單套用一種敵我二分的鬥爭思維來治理，否則，她的特色便會消失，中國將失去一個面向世界、發揮緩衝作用的戰略重鎮。身為香港知名學者，長期向中央打報告的智囊，劉兆佳無疑要對中共領導層誤判形勢負上責任。
註一：《鄧鍵一、袁瑋熙、李立峯：100萬人的民意——6月9日現場問卷調查初步觀察》（明報@2019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