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丟了「香港精神」？你在逗我笑嗎？
文／郝建
人民日報4月23日的觀滄海欄目刊登了一篇署名王堯，題為《別丟了「香港精神」》的評論。在筆者看來，這篇短短一千來字的評論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個部分是老套成功學關於「愛拼才會贏」的說教，自然少不了霍英東、梁振英、曾蔭權這種教科書式的「成功人士」；第二部分則是作者對今日香港青年的迷失非常恨鐵不成鋼。作者說了，要解決這一問題，香港的年輕人不能通過扮演「民主鬥士」發洩怨氣，而是要繼續擁抱那充滿正能量的「香港精神」，積極地參與政府和社會支持的「折騰」，比如一些青年創業項目。
對於這樣一篇從頭到尾都充滿了槽點的雞湯，筆者也打算把本文分成兩個部分來回敬一下王堯女士。因為在筆者看來，比雞湯更可怕的，是讀者對雞湯的照單全收，對壓迫結構的合理化，還有對海市蜃樓的天真幻夢。
在沒有梯子，也沒有空位的今天，你叫我怎麼「向上爬」？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2年調查發現，全港貧窮青年共有15.2萬人，15至24歲的貧窮率為17.7%，比率冠絕所有年齡層。而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顯示，青年人士組別的在職貧窮率自1981年的3.9%一直上升至1991年的5.2%，雖一度回落至1996年的4.9%，及後卻又持續增長至2011年的8.2%，此比率甚至比同年整體在職貧窮率（7.6%）更要高。而青年工作人口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為8,000元，是全港工作人口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12,000元）的67%左右。
這是宏觀的資料，那香港年輕人個體又有什麼故事呢？我們不妨看看《大學線月刊》採訪的一位典型香港青年「貧窮族」——22歲女生阿怡的故事。她中七畢業，出來工作一年多以後決定重返校園，希望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我現在城市大學修讀社會工作專業副學士。每年學費三萬六千港元，三年下來，讀完大概要花十到十二萬港元左右。如果我不讀書，只有中七畢業，極其量也只能當文員。活動工作員，或者甚至是售貨員的工作。以這樣的學歷和工作環境，大概都是八千到八千五百元，不可能再高。」
（阿怡向記者展示了自己的合約）「這是一份合約，從九月五號開始，一直到八月三十一號，列明瞭薪水是8245元、第幾個職級點，會否有加薪機會等。但是不會加薪的，只會計算通脹率等。我的第一間公司其實是一間學校，在那裡我是一個接待處文員，上班就是為了下班，沒太多工作那一類。之後就決定繼續讀書，可能會有更好的出路。因為其實我那份工作……應該是沒有再加薪的機會。除了通脹率以外，其他的就不會再加了，我就覺得沒有什麼前途，那不如就再讀書，那樣可以選擇的路會多一點。因為現在只手持中七的證書，還不是太突出，那找工作也比較困難。別人一看到……可能就不接納了，連面試的機會都不給。」
「……8000多塊錢的月工資，交了強積金，就大概還有7800元。就會把它分成三份，三分之一就給母親作為家用，那之後其餘的錢就……因為我在銀行開了一個儲蓄保險，那每一個月我要存1100元，交通費方面大概預計1500元左右。那之後剩下的錢，就提2000元出來，當作該月的開支，如果不足才會再去提款。那除了儲蓄保險之外，每個月可以額外多存1000塊錢左右。但如果那個月外出吃飯多了幾次，或者想買其他比較貴重的物品，或者轉電話之類的，那可能就不夠了！」
「現在還沒畢業，就已經負了一身學債。都是那樣子啦，慢慢還……因為實在不能有什麼作為，除非是突然中了六合彩！我自己就希望在畢業之後兩三年後還清，如果是十多萬元，我認為是需要五年。壓力一定是有的，因為始終，我讀完這個副學士，剛投身社會就可能已經負了十二萬的債。如果再繼續讀書的話，那個數目就更大了。你未來工作的五六年都會想到自己是一個負債的人，那你的心情應該是會很低落的。」
一般的香港青年人更絕望的應該是，即使付出了這麼多努力，所謂的向上流動仍然像鏡花水月。像阿怡這樣希望通過重返校園，提升競爭力的香港青年不在少數，但已有研究者發現，由於教育與經濟效益上的質性差異，香港的高等教育只能有限度的推動向上社會流動，它更多的扮演著階級再生產的功能，維持香港的社會分層結構。當某一層次的教育變得普及時，教育機會數量上的不平等將被品質不均取代。換言之，特權階級將使用各種資源確保他們自身和子女獲得同級但品質更好的教育。
另外，即使從最庸俗的角度來考量，「老婆、孩子、熱坑頭」應該不算是太「過分」的要求。但看看這個香港私人住宅各類單位平均售價史，我等平民百姓真的只能顫抖了！（大家不妨拿阿怡的工資算一算，看看是她應該從明朝萬曆年間還是清朝康熙年間開始攢錢比較科學）
香港教育學院呂大樂教授通過分析生於1976年至1990年間的「香港第四代」，發現前一兩代的香港人可以「默默向上游」，例如學歷低的可由工廠工人做起，然後開設山寨廠再發展成小型工廠，繼而走上致富之路。但在今天的香港，壟斷大企業已經占盡優勢，一般市民想透過小本經營「突圍」相當困難，「香港第四代」已陷入社會結構性的困局。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引述政府統計處報告指，全港有不少行業的市場銷售額，六、七成由該行業的首十大企業所佔據，例如超過七成的速食店由連鎖集團壟斷，只有僅兩成多由中小企業營運，加上商鋪租值不斷攀升，廣告費用高昂及連鎖式大商號的品牌效應強勁，在這種情況下，第四代若欲創業致富，難度比上幾代人困難很多。獅子山下憑藉做膠花、山寨廠及小鋪頭發跡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換言之，王堯女士念茲在茲的「香港精神」，今天在香港已經是強弩之末。在今天的香港，大多數出身基層的年輕人，既沒「梯子」，又沒「空位」，請問他們還怎麼「向上爬」，成為今天的霍英東、李嘉誠、梁振英、曾蔭權？今天的年輕人成為「成功人士」的概率，只會比這些既得利益者更小。只是王堯女士作為新自由主義價值的代言人，深諳其文武之道：先把你打的半死不活，這時喂你一顆棗子，你不由感慨一句「哇塞好甜啊」。它接著繼續把你往死裡打，只是你腦海裡那個甜甜的幻夢，再也揮之不去啦！
確實是該吃藥了，而且千萬不能放棄治療
王堯女士對今天香港青年的迷失和暴戾似乎恨鐵不成鋼：不僅對香港青年扮演「民主鬥士」嗤之以鼻，更是以做廣告的嫌疑向讀者推銷了青年創業基金和前海「青年創新創業夢工廠」等政府或企業的青年創業專案。筆者同意王女士的看法，香港社會確實出了問題。但筆者不認為問題出在香港年青人的不思進取，懼怕競爭，而是香港社會已經被新自由主義玩壞了，讓諸如霍英東、李嘉誠、梁振英、曾蔭權這樣的政商壟斷巨頭無限膨脹，數錢數到手抽筋，而把基層年青人（和老百姓）逼到絕路：大部分像阿怡（和阿怡的家人朋友們）那樣的平民百姓要承受高物價、高房價、長工時、低工資、未畢業已負債、一畢業就失業……
是的，香港社會是該吃藥了，而且千萬不能放棄治療。如果我們認識到自己生活得苦哈哈、緊繃繃、勞動與回報完全不成正比的根源就是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新自由主義，就是經濟不民主，那我們怎麼就不能去做「民主鬥士」呢？只是這時的「民主」，已經不只是去登記選民，按時投票，然後在驢象或者藍綠之間選一個的問題，而是一種工作場所的民主：勞動者自主管理企業，自己民主決定自己生產什麼、怎麼生產、怎麼分配；企業不再為了生產而生產，為了資本積累而沒日沒夜的運作，它是勞動者實現自我和體現勞動價值的場所。只有拿回了自己的經濟話事權，才能叫板這坑爹的遊戲規則，和那些大鱷們掰手腕，不讓他們橫行霸道，使老百姓任其欺淩。
在文章的最後，王女士說，世界那麼大，大家都去看看吧！筆者倒是覺得，在一個階級社會，每個人能到達的世界有多大，也是分層劃等的哦！你以為海闊，其實是因為天太黑，你看不到底下越收越緊的漁網；你以為天空，其實是因為陽光太刺眼，看不清那層實實在在的玻璃天花板。對於金刻羽這種出身比你好，還比你努力的人上人來說，世界真的很大；對於大多數基層家庭出身的普通孩子，世界真的是一眼就看得到頭了。
《別丟了「香港精神」》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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