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動用到人大釋法，在香港的法律上僭加諸多條款，對香港法治及一國兩制衝擊之猛，遺禍之深，難以估計。北京釋法目的旨在重申中國對香港主權的絕對地位。主權，不單是北京政權不能逾越的底線，就算是九七前的殖民時代，英國都從未有一刻把香港的主權放鬆過。
香港主權問題溯始
一九四五年英國從日本手中拿回香港。面對英國國威不振，人心散渙，各地的反殖浪潮愈發壯大，國民政府嘗試索回香港主權，倫敦決定派楊慕琦回港推行憲制改革，以爭取港人民心。然而這個楊慕琦計劃中的直選市議會，港督便向倫敦建議要「排除市議會處理政治事務，尤其有關殖民地將來的主權地位的可能」，即使市議會將來由親國民黨人把持，也不可能提出前途問題。
但楊慕琦的建議仍未使得倫敦安心，亦被既得利益的英商及華人買辦強烈反對。其代表羅文錦，即是九七前從親英精英搖身一變成北京紅人的羅德丞之父，提出反建議：開放立法局的直選議席，由英國公民選出，將非英藉的絕大部份華人排除在外，將可能的主權問題壓縮到最小。
結果楊慕琦計劃的下場如何，大家都清楚。英國殖民地部在五二年指任何「大規模的政制改革都是不合時宜」為理由宣佈擱置所有政改計劃。港督戴麟趾只重開戰前的兩個市政局民選議席，而市政局縱使在都市管理上有一定權力，但亦無權過問政治，包括曾經擾攘一時的香港自治問題。
香港自治運動領袖六〇年代縱使在建制外一度很活躍，但始終無法進入建制，而殖民地政府對付方法，表面上不予理會，意圖將之邊緣化，暗裏則是嚴密監視。這點我想比梁振英，羅德丞當年提攜之後輩，如此高調的打港獨大相逕庭。至於梁此舉之目的，想必大家心中有數。
英國出賣香港主權
主權問題到了一九七九年，麥理浩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面時才再度提出。那時香港恐共情緒強烈，股市幾度波動，而革新會所造的民調亦顯示大部份港人希望維持現狀。但戴卓爾夫人沒有挾民意而爭主權，反而在堅持三條不平等條約有效被駁回後不斷退卻，就算鍾士元提出讓港人為香港前途公投，亦被殖民地政府以北京會反對的理由而否決。
荒謬的是，當年由獨裁者佛朗哥治下西班牙聲稱擁有主權的直布羅陀，早於一九六七年舉行主權公投，而戴卓爾不惜為之一戰的福克蘭群島，也在阿根廷聲稱擁有主權之下於一九八六年舉行主權公投。倫敦不敢讓港人公投，歸根究底是種族偏見，不相信佔絕大多數的華人會對英國忠誠，正如當年反對楊慕琦計劃的戴麟趾認為給港人民主不可能令他們對英國效忠的偏見一樣，亦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先天猜忌，就像今天北京對香港人的不信任一樣。
另一方面，英國人也設法在必輸的棋局中撈取最大利益。英國人不讓主權問題由港人決定，皆因主權當時已成了交易籌碼。一九八四年隨戴卓爾到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的，隨了外交官外，還有一串英國財團，對這新興的龐大市場磨拳擦掌。拱手相讓了香港主權，換來的是大大小小的商業合同，其中一項便是安全問題至今仍令港人睡不安寢的大亞灣核電廠計劃。
羅保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前在立法局提出動議，要求「在任何關係到香港未來的事務未有共識前，這個議會應該被視為討論的地方。」倫敦不以為然。兩局議員又不理倫敦提出立場書，質問《中英聯合聲明》如何保證北京會履行承諾，受港人支持，結果被外相賀維及前港督麥理浩奚落，指他們不是民選產生，代表不了香港人，但又是誰遲遲不引入民主政制呢？英國當時早已修改了國藉法，防止港人湧英。撤出殖民地的計劃，至此大功告成。然而香港主權如此重大的議題，港人竟然被兩國政府完全排拒在外。
當年力促否決楊慕琦計劃的工商買辦，在英國人宣佈撤出後很快便找到新的效忠對象。起草《基本法》的草委、諮委，羅德丞、羅康瑞、田北俊、梁振英等人極力反對引入直選。這批從殖民地時代以來的既得利益者，一次又一次阻撓港人爭取民主權利，當為禍首。反之今天的本土派對自己的歷史一知半解，不批評英國政府，不批評工商保守派，倒是不斷斥責以司徒華、李柱銘為首，致力於《中英聯合聲明》空間下與中共及保守派周旋，長期處於下風的民主派，可謂人血饅頭之極緻。
演不下去的一國兩制
今天北京以人大釋法的利器，重申其對香港的主權不容質疑。追源溯始，這只不過英國人一八四一年從水坑口登陸以來的一貫做法。英國治下的絕大部份時間，權力集中於少數殖民者及依附其側的買辦階級，當主權問題對之構成威脅時，就此留中不發。然而英國人自知扳手腕不及北京，便繞過殖民地人民的意願，把他們賣給了一個好價錢。而所謂的「祖國」對待香港卻竟如英國人一致，仍是用殖民者的眼光看待，外表是一國兩制的漂亮櫥窗，內裏不過是殖民統治的延續。
然而多多少少歸功於民主派多年努力，以及八九民運帶來的覺醒，民主精神早已植根於港人意識。正因如此，當一國兩制的戲演不下去時，北京不惜撕破面具，胡亂僭加法律，就是要重申主權不可逾越的底線。然而北京不單單是殖民者，更是專制獨裁的黨國機器。對付港獨份子，北京不惜代價，更會藉此收窄各方面的反對聲音，英殖時代所遺下的法治及公民自由都因此而堪危。
不同於中共的黨國體制，英國的重商傳統也令買辦階級在舊式殖民統治中如魚得水。然而當志在特首的羅德丞淪為棄卒，反梁的田北俊被剝奪政協議席，連首富李嘉誠都要撤資時，工商界早該醒覺他們多年來為北京背書，不過是受其利用的工具而已。當一日連香港市場都要服從於國家指令時，香港將正式完結。如此下去，唯一的勝利者只會是忠誠執行黨的命令，把黨的意志貫徹到底的人。他叫梁振英。
港獨的歧路
梁振英高調打港獨，加速了一國兩制假象的破滅。自決派提出二〇四七年就二次前途問題公投，梁振英現在說免了，二〇一七年已經可以決定，朝向一國一制的道路邁進。知乎此，港獨不可能成為自決派或香港人可控的政治議程，反之它為北京製造符合其願望的議程。簡單來說，是玩一場對手永遠會贏的遊戲，這亦是為何梁振英總是樂此不疲批港獨。而歷史也證明無論是英國還是中共，對香港主權都從未鬆過手，要是在今天的黨國機器底下實現獨立，無疑是癡人說夢。
然而北京動用到人大釋法來打壓港獨，對一國兩制衝擊之猛，只會令人對一國兩制愈失信心，卻很可能反助長港獨思潮。然而港獨的出現，歸根究底便是對殖民統治反彈。當一國兩制徒具空文，實際上只是殖民統治的延續，殖民地人民的自決權利懸疑未決，只會成為永遠插在胸口的一根刺。只有按照當初「回歸祖國」的劇本，落實港人自治，真正解殖，才是根除港獨的最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