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編按：相信很多朋友人都會認同港人的生活水平持續下降，但是人們往往傾向認為是管治者能力不足或者立心不良的人為因素所造成的偶然現象。為此我們向大家推薦三則摘引自1985年出版的《香港社會改革》，由資深民主派人士楊森先生80年代所撰寫，頗能反映當年社會狀態的時事評論文章，只要與現實對照一下也許大家會發現某的社會現象似曾相識。以下我們將全文照錄並用黑體字標出重點，而我們的意見將附錄於每一則的後面。
第一則：歌功頌德為時尚早
房屋署副署長藍鴻震先生於83年8間在一公開場合發表了一篇題為「本港公屋的偉大成就」的演說，除了列舉數字以表揚房屋委員會在公共房屋方面卓越成就外，更指出「那些認為政府在公共房屋建設未盡全力的論調是不公平和使人誤解」的。筆者本着真理愈辯明的道理，提出另一種看法。大家眼睛是雪亮的，可以來個自行判斷。
藍先生的文章引了最近來港進行7日房屋和市區發展考察工作的世銀行經濟發展部首腦艾榮•冼勤(Mr. Irving Sirken)的一段談話：「我因為工作關係曾經訪問過超過65個國家；但從未見到世界再有其他地方，好像香港一樣能夠用政府的總財政預算的一成來興建公屋……又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願意在這方面動用公共開支的0.6%，那就會視成相當理想。但是香港已經實際超逾了這個十分理想的階段。」很明顯，藍先生想用此證明本港公共房屋偉大的成就。筆者一向對這些訪港人士作出的評語，抱着很大的懷疑態度。試想來港一段短時間又怎可以深切瞭解本港的情況呢？所以當經濟學者佛民(M. Friedman)來港進行短暫訪間後，周遊講學舉出香港是世界上施行自由經濟模式典範的例子時，同樣令筆者啼笑皆非。冼勤先生的公關角色可以按下不表，究竟他的消息來源來自何處？不同的資料訊息和演澤，會令訪者有不同的結論，特別是他們接觸到的有關人士均可能是事先安排的。筆者想問，究竟冼勤先生曾否掌握下面的資料呢？(一)帳面上香港政府是動用了總財政的一成來興建公屋，但他是否明白八成的建屋經費是來自政府的發展貸款基金和亞洲發展銀行的借貸呢？和這些借貸與利息是要由公屋住戶的租金來償還呢？(二)在總財政一成的撥款中，佔去大部份的是地價。政府將這些地價視為對房屋委員會的資助，而地價之高是與政府的高地價政策有密切關係。冼勤先生如果不明白政府與房屋委員會的財政安排，單單只看帳面上的撥款數字，是會錯把「馮京作馬凉」的。
藍先生指出房屋委員會的超卓成績是包括公屋建設和屋邨環境的改善。前任港督麥理活爵士在1972年，布10年建屋計劃，打算在73至83年內為本港180萬人提供獨立單位。若果要如期完成的話，每年平均便要興建35000個單位。但房屋委員會僅於過去3年能夠達到這個目標。雖然指標在80年首次達到，卻有8000多個單位是屬於居屋而非出租的公屋。由於公屋建設速度遠遠追不上本來之目標，房屋委員會正式於79年擱置了該10年建屋計劃。直至79年，房屋委員會只完成了原來目標的四成。為什麼會如此呢?原來該會於74年，因為經濟衰退的理由大幅度降低建屋量，而79年則以經濟過熱為理由，同樣削減屋數量。由於建屋政策搖擺不定，遂造成惡果。一般情況，政府可於經濟衰退，大興土木，一來提供就業機會，二來趁生產成本低，大量建屋以節省開支。良機一失，就成70年代末公屋需求大增之情況。
除了10年建屋計劃外，前任港督麥理浩爵士亦於72年宣布了一個15年的重建計劃，準備在73至88 年將240座50年代的第一及第二型的徒置大廈重建為有獨立設施單任的屋邨，但直至83年，完成重建工程的徒置大廈僅有78座。現時輪侯公屋者超過16萬戶，木屋區人數約有75萬人，住在「不人道」的舊型徒置區有30多萬人，加上市區舊型樓宇，艇戶和安置區，據估計接近200萬人極需公共屋邨單位。照房屋委員會每年興建35000單位來計算，其中出租的僅有3萬，其餘5000的是居屋單位，要在80年代解決住屋問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三文治階層不能倖免
本港的房屋問題已經不單是低下階層面對的問題，中等收入的「三文治」階層同樣面臨住屋的困境。政府的高地價政策，房屋政策，地產商謀取暴利的核心家庭之興盛，令到中產人士無法避開住屋問題。因此，房屋委員會除了興建公屋外更受到中產階層對居屋需求的壓力。在面對公屋和居屋需求壓力的同時，政府自1977年經已減少對房屋委員會的直接資助，迫得該會向發展貸款基金和亞洲發展銀行不斷借貸。為了一方面籌集資金償還借貸和利息，二方面又要籌集建屋經費，該會就不斷將公屋的租金增加和想辦法令到資金回籠快一些，減輕該會之負債。於是，該會就施行將公屋變為居屋出售的政策。筆者極為贊成房屋委員會加建居屋，以解決中產人士的住屋問題，但不贊成將「Y」型的公屋變成居屋出售，因為這會打擊輪侯公屋人士的利益。理由有二，一來過半以上的「Y」型公屋將會被劃給公屋住戶購買。他們購得居屋後，空置出的公屋單位則撥給公屋申請家庭。所以房屋委員會可以認為出租公屋單位的數目不受影響，但單位卻有新樓和舊樓之別，特別是在一般情況下，購得居屋的公屋住戶，以第一型徒置大廈的住戶為多。故此部份輪侯了7、8年的申請者可會搬入進舊型屋邨。二來，賣屋所得之7億5千萬，房屋委員會會撥入庫房，以償還政府的債項，不會用作建屋之用，無形中減少了建屋的費用。基於上述理由，筆者支持興建和加建居屋，但不贊成將公屋變作居屋出售的方法。
房屋委員會宜民主化
香港公屋的成就是否偉大，可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筆者只知道，近200萬人極需公屋；政府日漸收縮在公屋的角色，將興建和維持公屋的角色轉置到公屋住戶身上；新市鎮的自給自足的神話破滅；居屋住戶的經濟負擔並非輕；中產人士對居屋之需求日增；和官民因房屋問題引起的衝突只會加劇。
與其不斷利用輿論機器，建立房屋委員會的形象，倒不如切實地檢討本港的房屋政策、政府的角色、和房屋委員會的結構與角色。無可否認，住屋是市民基本需要，為了改善勞工的生產力，強化社會團結和更合理化地分配資源，本港的房屋問題是要來個大整頓。筆者重複建議，先將房屋委員會民主化，讓不同階層的代表參與該會的工作，以期達到上述目標。
(《香港社會改革》第113至116頁)
附錄：這一篇裡頭楊森先生指出了港英政府雖然提出了十年建屋計劃，但執行起來還是服從於經濟形勢的，而且除了撥地以外，港府實際投入的資源其實不多，到70年代末甚至減少對房委員資助，迫使該會向公屋戶加租及出售房屋，運用公屋居民的收入及積累的財富應付開支。因此，認為港英政府體恤港人疾苦純屬一廂情願，實際上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的優勢在於它建立了一個集體經濟系統，只不過一直以來並沒有為港人所意識到，與此同時，這個系統始統處於市場規律的支配之下，所以存在極大的不穩定性，只可能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提下相應擴大。
第二則：青春的火花，不可欺！
黑色星期五
84年1月13日，「黑色星期五」，香港警方在幾小時內接到百多宗的案件投訴，出動了數百名警員，拘捕了180多名涉嫌與案件有關的人士，據警方估計，從彌敦道店舖損失及造成的社會震感來看，這次九龍騷動是1967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這段騷動事出突然，根據當日〈南華早報〉的曆法，當日應該是出門的好日子，誰想到入夜後的旺角區竟然被瘋狂的人群吞噬過來！！
八成被捕人士均為年青人，旁觀人士亦以年青人居多。
香港人口過半以上是30歲以下的青年人，加上青年人好奇和好動的習性，他們出現在一般社群活動是不足為怪的。問題是為什麼竟有成千以上的年青人，一齊參與這次騷動事件呢？
所謂「騷動」：是這群市民參與一些活動，而這些活動是有違社會規範和法律，故此整個事件是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而被捕者則要接受法律的制裁。署理港督夏鼎基翌日發表聲明，強烈指責這些參與騷動者破壞法紀，嚴重打擊香港的聲譽。社會輿論也一致抨擊，很多人都希望這種「蝗蟲式」或「龍捲風」式的城市災難不會再發生。筆者冷眼旁觀，對上述期望之實現沒有信心。很多人都指出這次騷動是無「政治性」成分在內，只是一部份滋事份子藉着的士罷駛構成的交通擠塞情況，而借機生事。我不同意這種「非政治化」的分析。基本上這種分析將整件事過份簡單化。
青年人，被犧牲的一群
我認該發生的騷動事件是且具有政治性的意味，千多名年青人聚集在一起，放火燃燒報紙及廢物箱，推翻車輛，用石塊襲警，打破窗櫥和舖門搶擄財物，若果只將整件事簡化為一些滋事份子借機生事，不是簡化事件是什麼？社會輿論習慣了用道德眼光分析事物，因此這件事之發生，就被視為一些不法之徒所帶動的。有人也從政治層面分析這次事件，認為政府竭力推動的社區建設工作被運輸司施恪先生和騷亂事件毁於一旦。本港的青年時常被指責為社會禍害的負責人，什麼青年問題，根本就將青年人扣上「有問題之人士」的帽子。
今日香港社會的青年人，無論社會上和政治上，大部份是被犧牲的一群。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歌頌的是物質之擁有和消費能力，但社會提供給他們的機會又有幾多呢？整個社會，無論長幼對崇拜物質的熱烈程度可謂無孔不入，「拜物教」的狂熱取代了傳統文化的倫理觀念，亦超越了一般宗教所能影響人類心靈的力量。人與人之關係受到市場規律之支配，人受到物化的過程影響下，經已變成「物件」一樣。人的存在意義和社會認可，就視乎個人擁有物質的多寡而決定。可是社會提供的社會流動機會又有多少呢？有多少人能藉着自己的努力真正可以透過「正常」之社會途徑，改變自己處身的社會階層呢？期望愈大，實踐的機會越微，產生的挫折感則愈大。機會不均等令大部份青年人於滿足物質需求方面，產生了挫折感。
政治方面，青年人可以參與的途徑又有多少呢？缺乏參與機會，自然很難產生政治上的認同感。不可忘記，殖民地政府始終是殖民地政府你會期望政府會鼓勵青年人參與政治，提供機會讓他們擁有公民意識及學懂如何去管理這個社會嗎？青年人的社會地位和角色何曾受到尊重？失業青年被指為投閒置散，無工作動機；考不上大學的青年，被視為無心向學，自暴自棄。對於這些被社會制度扣上「失敗者」帽子的青年人，他們的尊嚴又在那裡呢？當我們不自覺地加入指責他們的行列時，我們可曾站在他們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呢？
我們應該怎麼辦？
西方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人民擁有的公民意識和透過福利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所提供之社會機會，不可謂欠缺，但青年人參與社會騷動事件也是不可免的。他們可能因為反對種族歧視，核子競賽，自然環境受到破壞和就業不足而對社會表示不滿。性質可有不同，但形式是有其相似的地方。看來，人與社會之間之關係是有其衝突性的一面，在「合群」的過程中，總有人或社群未能充分接受和內在化社會賦予的規範，現代社會演變之快，更令人與社會之關係緊張起來。但社會工作者除了解釋社會之外，需要的工作是改革社會，特別是香港特有的社會制度更令上述的討論複雜化。不過，為了減低將來社會騷動對社會之衝擊，長遠計，政府實應透過社會政策，提供更多機會予青年人，尊重他們之社會角色和地位，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和質素。政治方面施行民主政制，培養年青人管理社會的才能，將社會的未來任交在他們手上，好令政府向他們交待和負責。社會文化方面，青年人可嘗試找尋「根」，建立身份之認同。這可從文化傳統入手，了解自身之民族文化，但不墨守成規，對傳統持批判角度，令文化如青年般充滿活潑的生機，生生不息。成年人何時才學懂理解和尊重青年人呢？社會是否要不斷受到青年瘋狂的衝擊才去尊重他們呢？
(《香港社會改革》第139至141頁)
附錄：本港1984年初爆發了一次騷動，由於事出突然，坊間對事件眾說紛紜，直至2014年1月英國政府的解密文件才披露英方曾考慮與國民黨有關的可能(詳見《明報》2014年1月6日題為《的士罷駛引發騷動 英料涉國民黨》之報道)。無論如何，就算事態屬實，一大批青年人竟不顧個人前途以身試法，背後的社會因素總是值得探究的。楊森先生反映出，當年本港社會對青年人的看法與當今對參與「佔領運動」的批評實在如出一轍。而最值得大家思考的是，到底是管治者的壞心惡意還是資本主義的客觀規律把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拋到了備受壓迫的地位呢？
第三則：民主政制的阻礙
近年，討論民主的氣氛似乎愈來愈高，令香港的政治文化加了一點生氣。在眾說紛紜情況下，筆者想作初步的整理，將香港政府和工商界就有關民主討論的觀點陳列一下，和作一些評議。
關於港府官方的看法，大約可分為下列幾點：(一)中國文化的「後遺症」；(二)本港政治舞台不容許「實驗劇場」；(三)中國政府的干預；(四)政制改革，務必循序漸進，由現時委任諮詢制度作出演變(evolution)。
一些港府高層人士，每多運用「中國文化決定論」來作為解釋市民不願參加政台活動的根據。他們認為中國人是以「家庭」為重，任何傷害「家庭」成員利益的活動是不會受市民歡迎的。在考慮任何問題時「家庭」的考慮很重要的，而一般來說，「家庭」可以吸納成員對社會之不滿及向成員提供福利，解決譬如經濟上和情緒上的問題。「家庭」既然可以提供成員之身份認同和福利功能，間接上減低了市民對政府角色的要求和壓力。因此，以「家庭」為重的中國文化傳統，在先天上經已令香港市民走向「非政治化」。故此，市民不願，亦不喜歡過問政治和參與政治活動。同樣道理，有才幹的人士，特別是專業人士和長袖善舞的商業人士，亦不會涉足政壇。
香港地位特殊，有今日之成就，純賴「現存體制」的保持和運作，若推行民主政制，甚或推行中央政府的直接選舉，有才幹的人士不會直接參與和支持，而一般市民也不會接受這些改變。
為了避免牽一髮而動全身，於是，港府決定一動不如一靜。如果因政制改革而引起動亂，付出的代價相信是任何人也負擔不起的。
此外，香港政府高層人士又提醒我們，中國是一黨專制的社會主義國家，豈會容許本港走上民主政制呢？不過，就資料顯示，中國有關方面，至今未曾公開反對本港政制的民主化，新華社副社長李儲文在接受外國雜誌訪問時，清楚地指出本港民主化是必然的趨勢。就筆者記憶所及港府經常運用一些市民對中國之懷疑和恐懼來打擊市民對政制改革的要求。其實，市民對中國政府有何看法是一件事，利用這種心理來壓抑市民對民主之要求又是另一回事。
政制方面，港府一直認為現行的諮詢制度是切合香港特有環境。港府高層人士多次表示，民主並不等於選舉，況且在條件未成熟時，推行直接民主選舉，有百害而無一利。現時，港府委任有才幹之人士出任各類諮詢角色，一方面政府可以得到他們的專業知識，二方面更可以讓不同階層人士之意見得到反映。若果，推行直接選舉，鑒於上述因素，被選之人士只會是「口甜舌滑」的「政客」，利用政治機會，謀取本身利益而已。在這個敏感時刻，港府絕對不容犯錯。
綜合上述觀點，相信大家會了解香港政府對民主政制的考慮。撇開行政問題上的考慮不談，港府予人的印象是不想「還政於民」，更不想強化市民之公民意識和權利。
這個依着技術官僚和政治精英的權力架構，仍然是希望保持既有系統，既不想尊重市民的政治權利，也不接受市民直接的監察，和向他們交待。
工商界人士看法方面：他們認為勞動階層在全港人口之中，佔着大多數。若果，在香港推行直接之民主選舉，一些以勞動階層代表自居的發言人，就會得到選民支持而當選。他們必定會強調市民之福利權益，於是「免費午餐」就大行其道，自由經濟就受到嚴重破壞，香港經濟隨即崩潰，而中國則會提早收回和接收香港。
筆者對這些論點天真之程度，感到震驚。難道，他們果真會認為勞動階層之「階級意識」是這麼強嗎？難道他們覺得，那些為勞動階層服務的人是這般無理智嗎？本港市民素以「實際」聞名，又豈會盲目地甘心受人利用呢？某某以草根階層代表自居的人，或可蒙騙個別團體人士於一時，又豈可以永遠地蒙騙他們呢？況且，若果香港推行直接民主選舉，工商界人士也可以選出他們的代表，保障他們的利益。以工商界人士的地位和資源，他們支持的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是很高的。若果，上述工商業人士看法成立的話，西方社會之民主選舉，豈不是長期地成為勞動階層之囊中物嗎？但現實是否如此，相信大家亦心裡有數。
香港之政治文化，政治人才和政治團體的催化和提昇，是相當重要的，特別是面對九七年後政治運作之問題。筆者認為政府早一日開放中央政制架構，推行漸進之直接民主選舉，上述條件的改善相信會較早實現。現在不再是官僚架構和既得利益者之「自保」時期，而是本港政制和市民之政治意識，如何在這十三年之間產生變化，而令本港於十三年後較有條件走上更具民主意識的階段。
(《香港社會改革》第218至221頁)
附錄：正所謂「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楊森先生向大家指出了港英政府曾經在政制民主問題上與內地當局十分有默契，港英政府與工商界的關於直選的觀點有否令大家感到與梁振英「實行普選將導致政策向窮人傾斜」的論調似曾相識呢？另外，可堪玩味的是楊森先生竟有意無意地反映出民主派人士的心態，他們既向市民大眾表示目前社會政策向工商界傾斜，又反過來向工商界擔保勞動階層的「階級意識」不強，實行政制民主化不會根本動搖工商界的利益，那豈不是說民主派人士要求開放選舉只為充當維持工商界與勞動階層和平共處的「經紀人」角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