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Manson Wong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主；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胡適《少年中國之精神》
所有社會，都將由少年人所繼承。大學生，乃將來的領導層。而在正常社會，領導層的主流，理應是本國大學生。要看一個國家廿年後的國運，只要看該國的大學程度，就能略知一二。哈佛大學雖有海外學生，但是主力還是為美國培育人才；就算日本跟台灣，人才還是以東京大學或國立台灣大學為主。香港未來，就在乎於我們的大學。
龍應台的成名作是《野火集》。裏面的《幼稚園大學》批判了八十年代的台灣大學教育。大學將大學生當成嬰兒般看待，嚴格執行紀律，卻不引導思考，結果訓練出來的學生思想貧乏，不會思考。遇到突發事件，他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五歲」。這類型大學生，或能勝任文職，但要領導組織，卻絕不可能。香港亦有「高分低能」的說法，偶有學生，第一榮譽畢業，工作能力卻比沒有大學學位的同事更低。但是國際競爭愈演愈烈，我們真的希望下一代大學畢業生，是這種幼稚園大學生嗎？
大學生論政，固然是西方言論自由的產物。但是士人論政，更是華夏傳統。中國科舉制度，弊病當然不少，但客觀而言，卻養成了士人論政的傳統。雖在唐宋明三朝，演變成非友即敵的朋黨之爭，未能變成英式議會傳統。但清末的保皇立憲跟共和革命之爭，卻有明顯的路線之爭，直接影響了歷史軌跡。帝制結束後，科舉制度雖亡，但仍然出現一波又一波的學運，大都影響時局，推進文明。台灣跟韓國，繼承了華夏傳統，在八十年代亦有學運。香港的大學生，自七十年代「認中關社」開始，一直都有論政傳統。今天的雨傘運動以及《學苑》事件，只是延續了華夏的優良傳統。
大學生討論問題，當然會太理想。但是政治以外，有多少科技成果是由大學幻想出來？今天的物理學家，都不挑戰愛因斯坦的理論的話，我們何以期待，將來能修正理論，超越現有科技？如果連大學生都變成犬儒，論述每每思考實際成果，畫地為牢，固步自封，社會將永不進步。科學或文藝的想法，更需要提出、嘗試、失敗後再論證，才能帶領我城前進。限制大學生思考，短期或能社會安定，長期卻扼殺社會。香港未來三十年的競爭優勢，正是建基於這一輩學子的創意。
香港社會發展到現在，已非以地位服人的年代。當父母的，當上司的，要領導他人，只能以理服人。公司決策，如無理據，下屬亦會陽奉陰遣。中高層管理層，每天工作的重點，就是向各方解釋決策。政治亦一樣。議會的根本在於議論，否則根本不需要議會，而只需在選舉之後，由多數黨成立議會常委會，代為通過所有法案，施政更為迅速。但是民主議會，從來沒有議會常委會，就是尊重辯論。少數黨雖輸了選舉，亦代表一定的聲音。議會需以理服人：假如少數黨贏了辯論，多數黨卻強行通過議案，只會激起更多更長遠的抗爭。
就如《學苑》今次爭議，陳雅明同學就寫道，要談港獨，必需先定義港獨。以下是她在《學苑》的提問：
筆者亦在此請問梁振英及馮煒光，到底他們認為台灣現在是否獨立？若果他們認為台灣現在不是獨立，那《學苑》亦沒有港獨主張。若「港獨」是指要香港建立一支自己的軍隊，《學苑》也沒有這種主張。若果港獨是指一個中共操控不到的政治制度、民主選舉，例如公民提名，《學苑》就有過這種主張。
梁振英政府提出「港獨不可行」的論點，想必是認為社會可能滑向港獨方向。那麼他應該理性地定義港獨，繼而引導社會討論，最後歸納出香港的民主出路。如果能這樣做，那麼在史書裏，梁振英將成為超越前任的政治家。假如社會上根本沒有人搞港獨，無需凝聚共識，那麼又為什麼要創造一個不存在的議題？只是標簽港獨，繼而發動傳媒戰，則是單純的敵我思維。這樣與大學刊物為敵，面對的不單是大學生，甚至不單單是社會各界，而是香港上千年的華夏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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