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根本沒有所謂的「scan了之後就可以先走這回事」，我們是一對一的被香港警察「攙扶」上車，而他們沒有告訴我們要去哪裡。法院？監獄？什麼都沒說。此時我想起我替苦勞網翻譯的一篇文章，上面說香港為了這次WTO會議清空了「利多域監獄」，準備要「裝」非法抗議人士。
有一個從十一點多就開始大吼大叫的大陸人也跟在遠遠的後方，他一直在抱怨，說這樣的香港一點都不民主，跟大陸沒有兩樣。後來，這個大陸人士跟我被關在同一間拘留所，我才知道他是純粹來逛街的，而陪他來的香港朋友早已因為持有香港身份證而先行離去，是他跟他的香港朋友們說不用理他，他應該可以馬上出去。這個大陸人叫做Wen，兩天後，他是我們拘留所三十五個人之中第一個被叫著「走了走了你可以走了」的人，但是在跟他擁抱之後，我回到台灣才從報紙上看見他是被起訴的十四個人之一。所幸，他終於在一月十一日第二次出庭時，與十一位被訴者一起被無罪釋放。
一個個走上警車，它很快的狂飆在香港市區，過了隧道，接著上了高架橋，應該是開往九龍方向，高架橋的兩側，高樓矗立在山坡上，一片片的大型居住社區，滿滿的釘在眼前。途中我的手機響了好幾次，但是警察不准我接手機。
凌晨的香港街道，一輛車都沒有，我不知道是香港的市民仍在睡夢中的關係，還是因為宵禁阻隔了通行。開了很久，又彷彿只有一點點路程，我們下了高架橋。「啟德行動基地」我瞥見門口的招牌。「機哩刮垃圾哩刮」香港警察在一陣爭論之後，一個個的把我們用一種塑膠繩套「銬」了起來。這時候已經六點了，我的腦袋漸漸的失去了思考能力。
一個個，步下車，香港警察很緊張的要求一次站起來一個人，我原本也因為香港警察的緊張而緊張，然而下車後，我發現這個「行動基地」，只不過是開放一個像是倉庫或車庫的空間「裝」我們。到的時候已經有泰國農民與馬來西亞人，和韓國農民等坐在地上，還有那個被媒體稱為「暴民之父」的法國人與他的朋友，他後來在我右邊的拘留房。
香港警察要我們進去之後往左手邊集中，一個個坐在骯髒的水泥地板上，我坐下了。我的後面緊跟著一個白人，他右手拿著DV，左手撐著柺杖，有點無助的左右看了一下，丟下左手的柺杖，一腳屈膝，然後一聲悶響他跌落地上。有些人因為被反綁，要坐在地上很困難，起先警察還不肯將他們換成綁在前面。
我們全部枯坐在地上，警察沒多理會，幾分鐘過後警察嘰嘰喳喳的喬弄起門口的移動式欄杆，即使整個「倉庫」並沒有隔間，是一個空蕩蕩的整體，但是他們連換了三、四種方式，要把入口出區隔為「向左走、向右走」。有點蠢，我跟我的朋友恥笑著。果然過了幾分鐘，一列女性進來了，裡面有一個我們的朋友，其餘的是韓國女性，包括七八個韓國女學生。
這個時候開始有人開始說要見律師，香港警察還是說「Later」，幾個警察走過來，發杯子、倒熱水。我們問他「剛剛你們有人說我們出來以後馬上可以離開，那現在到底在等什麼？」，警察的回相當有意思，他說「剛才抓你們的是抓你們的，他們的事情我不曉得，我們只負責看著你們」。這樣的回答我當然不滿意，除了不斷的問他「接下來到底要做什麼？要去哪裡？你們的程序是什麼？」不過，他都含糊的帶過，「你們人太多了，我們有很多程序要做，一次抓這麼多人，有很多文書作業，程序你懂嗎？」他說，我跟我的朋友一再強調，我們並非被抓來的，而是當場的香港警察告知我們「可以先走」，我們才上車的，但是他一直強調「你們已經被拘捕了，要等候程序」。
又幾個小時過去了，我們要求供給食物，他叫我們「Later」，我們要求上廁所，他們告知「Later」，我們要求打電話、見律師，一律「Later」，後來好不容易可以上廁所了，「一次一個」警察說，但是不同的警察見到不同的人舉手，因此很多人因此等候很久，最後乾脆自己站起來排隊，即使警察剛開始的時候要求不准亂動。我隔壁那位行動不便者朝我這邊靠了過來，「why don’t You ask for a chair? I think you can ask for a chair」我說，他舉起手，要一張椅子坐。「I’m handicapped」他說，但是警察沒有理會，直到他說了第三次，有幾個站在門口的警察開始議論，但是找了一個高階的來，他們站在門口看了他一眼，也沒有繼續理會。「I’m handicapped! I need a chair!」那白人再說一次，這時候後面的泰國人開始發出聲音「give him a chair! He need a chair!」，接著所有群眾一起叫「give him a chair!」，終於，幾個警察走了過來，然而「we can’t give you a chair, but we can move you to the wall」他們說。靠牆？「不用了，要我站起坐下都很困難」白人如此說。
後來，那個白人因為必須去上廁所，又叫了警察來，可是警察眼睜睜看著他掙扎著要起來也沒伸手攙扶，我不曉得是怎樣的警察制度會如此對待一個行動不便者？他快站起來的時候，由於已經不需要警察蹲下來了，所以警察順勢扶住他的腋下。「thank you」他轉頭向後面的大家說。
接近中午的時候，一個警察抱了一箱類似纖維餅乾的東西進來發，剛開始的時候大家拿的很順手，但是後來，我們漸漸發覺，他抱來越來越多的餅乾，於是韓國農民開始吼叫「we want rice! We want real food! This is not food!」，然而警察依舊繼續發放餅乾，走到我面前「吃一兩包可以阿，但是這不能當飯吃」我跟他說「到底還要多久？你應該告訴我們程序！」我說。而警察只是苦笑。
由於雙手被銬住，我跟坐在隔壁的Lee相互幫忙拿出我的電話簿和他的手機，我們撥了電話給在外面的朋友，弄到了律師的電話。但是我後來聽說，就在我們打電話的同時，五公尺旁的「女性區」被女警告知不得使用電話，但我還見到我們這邊有人拿出充電器插在插座上。我後面的韓農拿出煙開始抽，而警察說「不准抽煙，這個地方不准抽煙」，「為什麼不准抽煙？」一個美國記者問，警察回答到「你會妨礙到別人」，美國人繼續說「妨礙？這些人是農民，每一個農民都抽煙」，但是警察不理會。不過這時候我到是看見女性那邊已經拿出香菸輪著抽。我要求警察將我暫時鬆綁，我要拿我的感冒藥，他說不准解開手銬，然而明明去上廁所時也可以解開手銬的。於是我必須將我被釋放後還連續感冒半個月的帳，算一筆在香港警察身上。
旁邊的一個穿著民主勞總背心的人，舉起自行解脫的「塑膠手銬」，像大家招招手，我們起了一陣譏笑聲，然後他大聲嚷嚷叫警察過來，用韓文叫他重新綁一條。警察很緊張，弄了一條新的把他綁緊。
十二點多，這時候我站著排隊等廁所，也跟朋友們輪著抽一根泛著特殊香味的印尼煙，我見到印尼人被整群叫離。「他們去哪裡？可以離開了嗎？」我用英文問那個律師，他告訴我「他們被移往另一個地方」，「那我們可以先走嗎？」我繼續問，「你是哪一國人？」「台灣！我們有三個人」「那麼，你們可以決定要先去上廁所，或者下一班車來的時候你要先上去」，「去哪裡？」「去審訊」，他說「你們可以選擇先過去，那裡環境比較好，也有水，有東西吃」，我如釋重負說「那我們當然（of course）要先離開」，「那好吧，你們幾個人站在這裡不要亂動，我待會安排你們先上車」那個因為沒穿制服而看似律師的人說。「他說我們可以先走，我跟他說我們有三個人，所以我們先不要上廁所了」我告訴我的同伴們。不過我也是後來才知道，根本沒有所謂環境比較好，不是離開也不是審訊，反而是走進拘留所。
「你們是第一次在香港被抓嗎？」一個泰農問我，「是阿，也是生平第一次被抓」我說，他告訴我「我早已經是香港的黑名單，來的時候早就打算好被抓了」他說，「是嗎？我們這次被抓，不知道以後進不進的來，哈哈」我開玩笑的說，他也笑著回應「應該不會，不過，反正我以後也不會再來，所以沒什麼關係，哈哈」。
不一會，下一班車來了，我們排隊上車。
車子到了一個應該是「觀塘」的地方，我們下了車之後被分配一個警察帶著一個人。一個女警過來拉著我向前走，「passport?」她問，「右邊口袋」我說，「講普通話？台灣來的？」她問，「對我是台灣人」我說。
「看一看沒問題簽個名」，「羈留是什麼意思？是犯罪嗎？」我問，「不是，犯罪是法院判定的」她說。警察填了兩份表，其中一份影印後給我副本。然後帶我去拍了三張照片，兩張是用拍立得，一張正面半身，另一張側面半身，然後用一三五的相機拍了全身。我後來在想，前兩張應該是留底，後一張全身照應該要用來指認吧。警察指著紙張上的條例告訴我「你有這些權利，其中一條是可以要求供應基本需求物」，我回她一句「那你現在能不能給我一張衛生紙？」，「好，你等會」她說。我已經很久沒吃感冒藥了，手又銬起來，剛才「行動基地」的警察不讓我吃藥，這時候實在需要擤鼻涕。蓋手印前，我狠狠的把鼻涕擤出來丟在他們的垃圾桶。
蓋完手印，又再度一個個被安排上車。這時候我依然跟一位朋友在附近，但是有另一位卻沒跟我們同一班車。我們沒有想太多，以為接下來去的下一個地點還是會跟這裡一樣，一大群人「放」在一起，也沒想到另一位朋友後來會被起訴。
很快的我們進到另一個警局，等待時，突然一群警察衝上車「who is smoking?!」他怒斥，原來，坐在我後方不遠處、法國人旁邊的蘇格蘭青年，手上拿著煙，「no light」他溫和、緩緩的的說，剛才的警察似乎聽不懂英文，而另一位警察用廣東話告訴他「沒點火」之後，他們才又一股腦衝下車，隨即車上一陣爆笑。
進去之後，裡面有幾排桌椅，又要我們排排坐。正前方有一面白版，左手邊最前面有一張小桌子，左邊過來一點的長桌上放了一堆麵包，有土司也有波蘿類。我以為這裡是審訊的地方，馬上可以走了，結果卻不是。
「有東西吃，比較舒服」我一直記得剛才在「行動基地」離開前，那位狀似律師者告訴我的話。果真警察開始發麵包，一片不夠再來一片，我看見桌上的麵包屑，想著剛才大概也有人來過、吃過，然後他們給我們一些水。
沒幾分鐘，左邊的門開了，我們四個四個的被帶出去，轉幾個彎上樓。樓上有一位警察開了鐵門。
「監獄」我腦中浮現這兩個字。
警察用廣東話和手勢要我們停在一個房間外，要求我們把東西放在門口，然後搜身。「解開手銬阿！」我說。他看了看，應該是沒有準備，所以要另一位警察去拿東西來，沒想到他拿來的是一般的小美工刀，不但如此，還只剩下最後一截刀片。用過美工刀的人都知道剩下最後一截刀片的時候，露出來可用的刀頭不到零點五公分，於是他用這樣的方式又是勾又是拉的，還一度要我自己掙脫手銬。
好不容易解開了，「小心我的衣服阿！這是名牌阿！」我隔壁的大陸人Wen說。然後他們又用廣東話吵了起來，大致上就是責罵香港警察不分青紅皂白亂抓人。那警察邊吵邊過來搜我的身，還罵我要把口袋東西拿出來，但事實上，這時候我才剛把書包放下，還正在整理，他摸我的口袋，「你等一下！等我東西收完再搜！」我叫道，企圖喝止他的暴力。
他們在吵架的時候，我把身上所有東西包括領巾、標語、護照、數位相機，統統塞進書包。
哐啷一聲，他關上了鐵門。
「Hi, I’m Yukihero」當我進房的時候，那日本人對我說，「I’m Ben」我回應。那大陸人要求警察給他毯子，「Later」警察說。這時候我環顧四周，兩側各一排兩張水泥床，每張床的下方是實心的但是有幾個通風口不斷送風。一張床大約一公尺九十公分長一百五、六十公分寬。兩排的間距大約一百六十五公分。床尾距離房門不到一公尺，大約七十公分，面對門的右側有一個蹲式馬桶嵌在地上，牆邊有一個沖水按鈕。
水泥床很冰，Wen要求的毯子過了一會送來了，「I need one too!」Wen後方的美國人說。「你們要等一下，目前毯子不夠，但是我們正在想辦法，你們要等等」那個警察說完馬上走人。
我們要求熱水，要求食物，要求見律師，要求見大使，要求打電話，要求更多的毯子，要求衛生紙，要求抽煙。我最有印象的有四位制服警察，一位老的，高、瘦，花白頭髮，只肯講廣東話，就是剛才想拿美工刀解開手銬的人，另一位年輕的大光頭，從我進去到出來僅僅聽他不斷重複說一句「later」，他是Mr. Later，第三位比較和善，是一個會講普通話的中年人，略胖，他說曾經在台灣工作過，姓蕭，第四位應是他們長官，只記得他在隔天凌晨來對大家說明狀況，不過所謂的狀況也就是一句話，即「程序還在跑、紙上作業還要時間，所以繼續等」。
幾個小時過去，旁邊的日本人被叫出去，他回來的時候帶了一個飯盒，「餓了可以吃，我吃不下」他告訴我，隨後我們四個人分食一個便當，和僅有的一杯水。又過了一陣子，警察才分給一個人一個飯盒，一杯水。那個飯盒白飯很多，放了少許火腿片，淋上濃稠的勾芡湯汁，很難吃。
陸陸續續，很多人出去打了電話，在我隔壁房的Li也是，他聯絡到了在外面的我們的朋友。
「我是美國人，叫做Sascha，我在中國大陸作記者，自己跑來採訪，可是我不喜歡帶著記者證所以沒申請」美國人說，「我是Yukihero，在日本的一個勞工網站工作」日本人說，「我是學生，不過我是跟著一個叫做苦勞網的團體來的，是來採訪，我想苦勞網應該類似你所屬的網站」我說，「我是來觀光的，你看我衣服都沒穿，因為剛才我把衣服給我的香港朋友了，我叫她們先走，我以為我馬上可以出去，沒想到香港比中國還中國，亂抓人」，Wen說。「所以我們這裡有三個記者」Sascha說，「但是都是反WTO的」Yukihero笑著說。
Sascha告訴我們，他跑遍了中國大陸許多地方，到處採訪。「聽說你們的機票是現在這個時刻起飛不是嗎？」我問Yukihero，「是阿，或許要重新買機票」他說，我說我也是，我原本是十八號晚上的飛機。「我的行李還沒收呢！」Wen與Sascha同時抱怨，「我住的是廉價旅館，出去以後要是我發現他們把我的電腦拿去賣了，我馬上回來抗議香港警察局」Sashca說，「到時候我們一定聲援你！哈哈哈」，在這拘留所裡面，我們倒不特別緊張。
拘留所的天花板挑高很高，有很小的對外窗可以透進光線，但是它二十四小時開著日光燈，所以如果不看錶，就無法知道是白天還是黑夜。還一度，我們要求警方在白天將電燈關掉以省電、環保，卻沒得到回應。
吃完飯、閒聊一番之後大家紛紛躺著、入睡，這時候大家也都有了毯子，骯髒的、尼龍料的、深灰藍色、英國做的。
這是我們在會展中心大規模衝撞後躺在床上睡的第一覺，距離衝撞已經過了超過二十四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