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鐵志
在二○○三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的致詞中，高聲痛罵「可恥的布希」時，他開始成為美國當前文化戰爭最鮮明的代表。 去年的電影《華氏九一一》，以及此片在總統大選年的效應，不僅使得保守派以他做為箭靶，主流派的民主黨和媒體也認為是他極端反戰、反布希急先鋒的立場導致民主黨總統大選的失敗。
但這其實是放大了麥可摩爾的政治角色和創作本質，也讓他的面貌開始模糊。的確，現在的麥可摩爾是超級暢銷作家，他的每一本書都是排行榜常勝軍；他的紀錄片電影更是「叫好又叫座」：不僅奪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坎城影展金棕櫚，更是一部部接連創下美國紀錄片的票房紀錄。他是美國娛樂界的名人、政治界的明星、美國左翼的文化戰將。
但麥可摩爾畢竟不是喬姆斯基(NoamChomsky)般的知識分子。他對戰爭和共和黨的批判不是建立在馬克思和列寧的文字或者抽象理念上，而是來自他的工人家庭背景，以及對美國工人階級的生活觀照。他的創作始終是透過這個視角來檢視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不平等本質，以及底層勞工面對經濟轉型的生命處境———不論他電影表面的主題是槍枝暴力、城鄉變遷或者伊拉克戰爭。
所以，《華氏九一一》所呈現的不只是美國戰爭機器的荒謬和醜陋，更揭露出這些上戰場送死的美國大兵其實是出身自美國最貧窮、生活上最絕望的地區。在電影中，這個地方的代表就是他的出身地，密西根的小鎮福林特(Flint)。
這裡也是他一九八九年第一部紀錄片Roger and Me的故事地點。這部片記錄了美國通用汽車關閉了這個汽車城的工廠，外移到墨西哥，而造成整個城鎮的衰敗，以及失業工人的生活困境。一九九七年，他出版了書討論美國企業的裁員風，並把書的巡迴演講過程拍成一部紀錄片The Big One———片中不是他如何推銷書，而是他如何在各個城市見證被解雇的工人，以及他如何親身對抗大企業———這是他最著名的影片風格：他總是以弱勢者代言人的姿態，想盡辦法去接近大企業CEO或者重要的權力菁英，然後質問他們的政策。
在Roger and Me中，他嘗試說服通用總裁去看看被解雇勞工的生活；在The Big One中，他成功地和耐吉球鞋的CEO碰面，並準備好印尼的機票，請他實際去看看印尼工廠的童工；在《科倫拜校園殺人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 中，他造訪槍枝協會主席的私人豪宅，並帶著在槍擊事件受傷的學生去大賣場要求他們禁止販賣槍枝；而在《華氏九一一》中，我們則看到他在國會外質問議員們是否願意讓他們的孩子去當兵。當然，每次結果都是不歡而散，但都讓觀眾見到資本家或是權力菁英的傲慢與偽善。
麥克摩爾的電影理念是：「對我們這些出身自工人階級的人來說，你永遠無法聽到我們的聲音，看見我們的藝術，因為我們通常不會拍電影，我們也不擁有媒體。所以我感到很榮幸可以在這樣一個不是為我們打造的娛樂工業中獲得重視。」他的另一個特色是以高度娛樂性的電影語言來挖掘社會問題：他獨特的幽默感、深富想像力的剪接及配樂，甚至是導演與受訪者的直接衝突，都讓嚴肅的社會控訴可以接觸到更廣大的觀眾。但是很多人也批評他早已躋身為富有階級，且似乎對於製造自己的名聲比參與社會運動更熱衷，同時也常常把問題簡單化。
這當然是大眾媒體，不論是音樂或電視，作為一種理念傳遞工具的限制。對麥可摩爾而言，在這個高度娛樂化的時代，要讓更多人接受嚴肅的議題，似乎只能用娛樂的手段。但這也是社會運動透過文化媒介的一個永恆兩難：他們是要永遠被邊緣化，或者進入主流體制影響更多人但是也面臨被體制吸收的危險？
聯合報
2005-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