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提到人的「文化記憶」行為對傳媒運作的影響非常深遠，不能忽視。今天再和讀者分享學者對這方面的研究和筆者的看法。
德國學者莫里斯．哈爾布瓦克斯（Maurice Halbwachs）對回憶行為有這樣精闢的說法：「……我們提取記憶目的是回應別人的提問，或是回應我們認為他們會向我們提出的問題，也就是說，為了回應別人對我們提出的問題，我們會思考提問者的角度，把自已放在提問者的立場上去回答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追憶過往的事件時，是非常有目的性的，而不是隨意的，更不是完全客觀的反映出我們所經歷的。
那些要回憶起來，那些要忘掉或者暫時失憶，根據莫里斯．哈爾布瓦克斯的說法，是受制於提問者，或是受制於對提問者的評估。
另一位學者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對文化記憶的行為界定為一種「重複的慣性行為」，當我們要對每一件事件作出評價及定位時，我們就會依賴「文化記憶」為我們提供「可靠」、「快捷」而又「方便」的評價。
傳媒人每天所作的決定，傳媒每天的運作，正好是兩位學者論述的註腳。
傳媒人要製作什麼電視劇集，買入什麼劇集，都是對受眾的一種評估，而評估也是基於對過往記憶的選擇性追憶。韓劇《大長今》的受歡迎，加上對香港民眾反日情緒的評估，《大長今》之後選擇播另一套韓劇而不播日劇，完全是一般大眾可以接受的決定，也是一種安全系數很高的決定。可是對慣性的記憶行為過份依賴，也是要付出代價的。例如在反日的事件當中，傳媒人過早地把反日的根源認定是「日方篡改教科書」及「日方要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至外長李肇星向日外相提出「中日關係惡化是台灣問題、教科書問題」時，傳媒人還是沒有警覺到今次反日與以往幾次反日的不一樣性，就在於日本對台灣問題態度的轉變。傳媒人根據慣性的記憶，還是即時的把兩國外長對話的重點，放在篡改教科書一事上，在北京多次提出日方台灣問題立場後，傳媒才恍然大悟。在處理反日報道上，傳媒也是慣常的把資源投放在內地各省市的遊行活動上，幸好還有個別的傳媒，能夠打破這種慣性的思考，也看看日本社區對改教科書、內地反日的看法，我們也因此多了一點額外的資訊，這一點小小的突破，也馬上成為了傳媒人「文化記憶」的一部份，日後再有反日事件，傳媒也會尋找日本人民的聲音，屆時香港傳媒呈現出來的，相信不再是單一的、民族主義氣息壟斷的報道。
要用好「文化記憶」這一利器，傳媒人不要沉溺於過去的成就，不要吃老本，要不斷增加自己的知識廣度和深度，更要不斷更新對受眾的評估，千萬不能落後於形勢。凡是做一個決定，下一個結論，也許要稍稍停頓下來，問一問這個決定，是不是從「文化記憶」中「方便」地拿過來的，還有沒有新的因素要加進去思考。傳媒人決策，既要依賴「文化記憶」，又不可以過於依賴「文化記憶」，這樣辦傳媒才能更有創意，不為「過去」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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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圭陽
文匯報 2005-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