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標題沒有錯，是「實現」，而不是「現實」。本雅明不好像說過，作品是意念的墳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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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鄧小樺
「法國‧五月」有賈樟柯的電影回顧展。我想起《站台》裏，一首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流行曲《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對未來美麗的期許：「
年輕的朋友們／我們來相會／……美妙的春光屬於誰／屬於你，屬於我／屬於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我們現在就身處於《站台》所歌詠的二十年後。
是不是說八十年代是「理想的年代」？如果是那樣，現在我們的年代便是「實現的年代」。「理想」「實現」了。可是，王小波《紅拂夜奔》裏有悲哀結語：「我想證出費爾馬（著名數學定理），紅拂想逃出長安城，都是為了找一個指望。這兩件事我們都做到了，而後來發生的事我也已說過了。事實證明，根本沒有指望。」
關於教育改革，許許多多我們詬病已久的東西好像正在被清除，好日子好像正在來臨：專題研習、閱讀計劃、通識教育、廢除範文——偏偏我們一點都感覺不到。每次它們出現的時候，都是趵以空降政策的姿態出現的；趷欠缺配套設施；趶老師執行能力被質疑，工作量也實在百上加斤，確是不合人道；軑有人冷笑：總有一些坊間的精讀精補可以代替的。你以為制度改變就可以了嗎？不成文的制度才可怕，像「學習只為找工作」（連梁文道都說「不背誦、講創意」會影響教育「使階段流動」 之作用）。
最令知識分子感到無力的，或許不是理想無法實現，而是把一眾知識分子要求了很久的目標扭曲地「實現」在他們眼前——這樣才能把改革意識連根拔起，即讓我們相信改革是不可能的，因為改革也沒有帶來改變，而且改革的降臨姿態實在欠缺我們所幻想的正義感覺。
我討厭整個中學中文科對文學的概念，但不反對文言文。文言與白話的距離是整個中國文化傳承的問題，學習文言文的（理想）目的是與古代文化溝通。在欣賞角度來看，我們的前現代文學若只能變成白話文，是很可惜的事情，因為那樣會失去所有美麗的東西。兒童版的《紅樓夢》、《西遊記》真是無法讓兒童時代的我提起書來，但會考時我是靠《西遊記》裏孫悟空妙絕的貧嘴貧舌減壓的。文學的力量存在於文字形式中，大部分的愉悅也在那裏。而中學中文科的「修辭」，完全是以「答案」的性質存在的。當中學生在答案欄填上「頂真」，有誰真會想起那種環環相啣的緊湊感？另外還有概念上的問
題：譬如《出師表》裏的父子／君臣之情，在今日還能否被學生理解？除了悲天憫人，我們對作家人格面向的欣賞，能否擴闊到「幽默」甚至「尖刻」的層次？甚至，以範文培養出「反規範」的意識——難道文學不是反規範？
教育改革能夠改到這些層次嗎？老師本身能明白這些嗎？當過老師，我知他們的難處。當現在的老師還是學生之時，我們的社會已經是一個太不好的學習環境。作為外人，我看專題研習是丈母娘看女婿，愈看愈有趣；但看初入大學的中學生的言
論，卻看到愈來愈多的僵化和淺薄（當然我們以前也僵化淺薄，但他們有專題研習和大量活動教學法，我期待他們會比我們更好）。於是我們愈來愈不相信改革。我問自己，到最後我是不是相信不變應萬變，以至小國寡民，唔做好過做？可是，這和看守政府／但求無過／以合約制聘請人的短視政府分別何在？
《明報》
2005-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