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介明的「學者，你還可以有貢獻嗎？」，拿屈原和歌白尼來比較，而且取態明顯，可能是他幾十年思想和心路歷程的一大突破。如果朝這思路和方向開展出去，可能可以找到正軌坦途，直通中港關係、一國兩制和中國現代化和和平崛起的新天地、新境界。
舊約中，上帝明言不准食「知識」禁果。是非對錯和美醜善惡的標準，是上帝定下來的，那是終極和絕對的，本生的。
西方文化挑戰權威 西方的知識分子專門偷食「知識」禁果，自己決定是非對錯、美醜善惡，而且形成系統化規律和方法學，以之冒險犯難，以人的局限幹神的事工，接受回報和代價。人在世上的知識、建設和建制，不過是人趨近上帝的踏腳石。當這踏腳石變成人趨近上帝的阻礙時，人便搬開它、繞過它、跳過它，或者摧毀它。從這傳統中，開啟出文藝復興和人本主義，以致整個人類的現代文明。
西方的「文字工作者」，就是今天的知識分子。檢驗知識分子的主軸標準，是有多大能耐和能量「獨自頂天立地，出入天外天，大破大立人和天之間的關係，解構和重構知識、建設和建制，形成新的現實」。
中國文人少獨立思考
中國的「文字工作者」也在世上從事知識、建設和建制，但不是獨立思考和個體性感情推動下的「獨自頂天立地，出入天外天」，而是向一人一姓一團一夥一黨效忠、匯報和負責。在中國的「文字工作者」和「天╱上帝」之間，橫亙着一道以皇帝（及其代理人）為上帝的權力建制，由它決定「知識、建設和建制」。中國的「文字工作者」，就是按這些則從事知識、建設和建制的工作。皇帝（及其代理人）也是他們（中國的「文字工作者」）有份製造出來的。他們不敢偷食「知識」禁果，不會自己直接面對是非對錯，不會自己為是非對錯立標準。
當他們有份製造出來的皇帝（及其代理人團夥）禍國殃民、自取滅亡時，他們還不知發生什麽事，像屈原和文天祥扭着腐屍痛哭流涕，變成自怨自艾的士大夫╱偽知識分子。
西方的知識分子是社會和時代的先鋒和後勤。文藝復興以來更明顯，總是由文學藝術敲鑼打鼓，引發大轉捩，科學和政治繼起，重新建立系統化的秩序和規律，經濟和商業再跟在後面「收割」。
中國的士大夫不是社會和時代的先鋒和後勤，不是進步的力量，只是維持建制的保守力量。西方的知識分子是「社會人」、「時代人」、「天外天人」，直接第一手塑造「知識、建設和建制」。中國的士大夫是「建制人」，不是「社會人」、「時代人」。他們按一人一姓一團一夥一黨的權力旨意和邏輯辦事。他們也有自己的方法隱逸（宋明理學和《紅樓夢》等），所以也是「天外天人」。
中國鴉片戰爭之的千年未有大變局，就是天塌下來，中國要補天。中國的士大夫必須變成西方的知識分子。他們先要拋棄士大夫的自慰自虐的惡習，接駁上西方二千五百年以來的傳統，不單是和國際接軌，還要和和古希臘接軌。香港得天獨厚，正是他們的天賜舞台。
香港算得上是這五百年現代文明的一粒砂。香港生於恥辱，但恥辱卻孕育出中國自己長不出的現代文明的胚胎。中國受不了，要改造香港，董建華一如維園阿伯心領神會，努力貫徹和執行中央旨意，叫港人與時俱進，港人則凡事反抗，自立標準。雙方都自命為大是大非、生死存亡而戰，天經地義，但都不知自己歷史長河的汪洋大海。厄爾尼諾式的政治、管治、行政和法理亂象由此而來，社會拖拖拉拉運作、互磨內耗事小，更大的悲劇是挫傷香港孕育出中國自己長不出的現代文明的胚胎，中國不知要多久（如有可能）才再從頭孕育一個類似的現代文明胚胎。
香港學者勿負時代囑咐
程介明文中列出的亂象、爭議和不忿（領匯等等）都有其因果來歷和原理，代表了人類發展各個階段中的社會現象，各有脈絡，中西也有異同，或深遠或顯現，在資訊科技時代的開放社會，即現即隱。
學術就是找查這些亂象和爭議的因果來歷和原理，放進人類發展的各個階段的脈絡中，比較中西異同，站高看遠，辨識方向和出路。
香港需要學術界以現代社會和公民社會的座標、視角和標準，綜觀各個紛爭，理解各方的言行，深入民間矛盾各方，從各方出發看問題，明白其原由及對錯；能入能出、能上能下，掌握複雜形勢、照顧各方利益；秉公正直、和平理性統合各方觀點，有判斷、有理解，有進有退、進退有據；開誠布公，斷定成敗得失、負起成敗責任。
這些問題，香港現實等待香港的知識分子站出來清理和整理。亂是千百年文化對流的湍流，正正給學術界一個學術寶藏，讓他們揚名立萬。 學者，你是見亂而自怨自艾、失向失腦、虧待自己、辜負時代的士大夫，抑或是無負時代的無言囑咐的知識分子？
洪清田
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