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文明調和論」與 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外交格局

     周佳榮    香港浸學大學歷史系

二十一世紀伊始，由美國獨自主導世界的格局已有所改變，中國正崛起成為一個強大的力量，在亞太地區尤為舉足輕重。但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懸而未決，中美關係時有起伏，加上世界性的經濟低迷揮之不去，中國、日本、美國三者之間，今後能否保持友好協調的關係，不但是亞洲局勢穩定所繫，亦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

八十多年前，孫中山（1866-1925）在1917年發表的長篇專論《中國存亡問題》中，對中日、中美以至美日的三邊關係，早有深入討論，可謂高瞻遠矚。他的看法在當時受到一些人的批評，被視為不切實際。時移世易，尤其是在2000年9月11日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之後，益見其難能可貴，在當前紛亂的世界形勢下，足以作為參考，甚至提供一條光明的出路。

二、東西文化的不同取向

WTO）之初，正是一個世紀以來最有希望的時刻。改革開放雖然初見成效，但無論資本、技術、材料、人才，中國皆當有求於美、日兩國，不必贅言。假以時日，取長補短，中國的貢獻，絕不局限於自己本身，實如孫中山所說，「即世界之文化亦將因以大昌。」

孫中山強調，中國無發展之望則已，苟有機會，必當借助美國與日本。眾所周知，中國是現時世界上僅見的、最具經濟發展勢頭的國家，潛力之大無與倫比，適值加入世貿（

1924年，孫中山在日本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演講時，曾經提倡「大亞洲主義」，他將問題著眼於文化方面，亦即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認為「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照他的意思，講王道就是主張仁義道德，即用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霸道就是主張功利強權，即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在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內憂外患迫在眉睫，討論東西方文化的異同，在大多數國人看來是不切實際的事；數十年後的今日，世人才認識到文化問題的根本性、普遍性和重要性。

三、以王道精神化解紛爭

現時有一些美國學者，是以文明衝突論來推斷世界發展的；美國的世界政策，多少以此為依據。孫中山宣揚東方文化中的王道精神，換句話說，就是主張文明的調和可以化解紛爭，消弭衝突；即使打抱不平，也是為了尋求一切民眾的平等解放。文明調和有助於達致世界和平，正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的期望。就文化接觸的理論而言，必然衝突在先，調和於後，是合乎發展規律的。

因此，孫中山呼籲「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作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但他並不排斥西方文化，強調「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只要不崇尚霸道，就不會去消滅別的國家，去壓迫別的民族，亞洲學西方的富強，不為別的，是用來自衛，因此並不違背王道精神。加強國防，發展武備，同時致力於教育推廣和文明建設，是捍衛和平的不二法門。

四、中日關係的重要性

孫中山很重視日本在亞洲的角色。他說亞洲在衰弱到了極點的時候，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擺脫不平等條約束縛的國家，於是便產生了一個轉機，這就是亞洲復興的起點。所以他希望日本多負些責任，盡些協助亞洲民族獨立的重大義務，他曾經義正辭嚴地對日本人說：「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突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日本在東方與西方、王道與霸道之間徘徊，何去何從，固然由他們自己抉擇，但中國亦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具體來說，中日親善友好，抑或交惡反目，足以影響日本的去向。在爭取日本作為中國友邦和亞洲伙伴的問題上，過往一直缺乏長遠的策略。中國人究竟想日本作為王道的支持者，還是想他們奉行霸道的精神？在此關鍵時刻，必須反覆深思。

孫中山認為，「維持現今之東亞和平，猶不能不多所望於日本。」他亦看到，「但單只日本一國，亦決不能終久維持東亞之大勢，當與中國扶助，攜手進步。」日本是亞洲經濟最強之國，中國是亞洲最大之國，苟能互相合作，不獨亞太區的和平可望，即使世界的長治久安，亦能較有效地維持。

五、中美日聯合有助世界和平

進一步言，中、日、美三國建立友好而協調的關係，亞太地區的穩定發展才有真正的保障。孫中山曾經構思了一幅中、日、美聯合的圖景，他說：「夫中國與日本，以亞洲主義，開發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國亦以其門羅主義，統合太平洋以東之勢力，各遂其所長，百歲無衝突之虞。」又認為將來「更可以此三國之協力，銷兵解仇，謀世界永久之和平。不特中國蒙其福也，中國若循此道以為外交，庶乎外交上召亡之因可悉絕去也。」這種主張在大半個世紀之後不特沒有落伍，而益彰顯其時代意義！

2001年間，中、日、韓三國與東盟諸國領導人在文萊舉行會議，反映了東亞國家與東南亞國家正在加強合作，以往的區域界線逐漸泯滅，一個新東亞時代已宣告來臨。日本近年來努力發展與東盟諸國的關係，反映了日本視中國為主要的競爭對手。中日的關係是否鞏固，是新東亞時代的一大支柱，如果兩國在區內的競爭不是良性的，肯定會破壞合作的氣氛。不論我們著眼於地區格區（新東亞時代），或者具有世界格局（中美日關係）的視野，孫中山的見解都是不可忽視的。

但願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和平共存的年代，不是一個戰亂紛爭的年代；是一個文明調和共濟的世紀，不是一個文明衝突仇視的世紀。

本文是根據2001年11月10日筆者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講座」的發言稿整理而成。文中部分觀點，可詳參拙著〈中日關係與印度問題──孫中山論亞洲前景〉，載《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

Sources: http://www.hkbu.edu.hk/~sosc1/hist/hist/jourvol5_4/Journal20.htm